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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
  作者:王明珂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11-18 | 点击数:19316
 

  反思当代中国人认同及相关历史

  以上我所称的对中国民族史之反思性研究,基于文本与情境(表征与本相)之分析,由长程历史观点探索人类经济生态、社会认同与区分,与相关之权力、权谋关系等等之社会本相及其变迁。由于从传统华夏认同到近代中国民族认同,最大的变化在于其“边缘”——过去被视为藩邦之民或蛮夷者,今为国族内之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应由长程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来看华夏边缘的历史变化,特别是,由边缘文本(25) 的结构与符号中分析边缘人群所处的情境,与个人在此情境中的情感、意图与作为,以及注意发生在边缘人群间的微观社会情境。由边缘文本叙事中发掘未为我们所知的思想范畴(如弟兄祖先历史心性),反思我们一向熟悉、信赖的历史(如炎黄子孙的历史,另一种历史心性产物),以此产生新知。

  基于对华夏及其边缘的反思性研究,我们可以对近代民族主义下的中华民族有新的理解。我认为,无论是将当今中华民族视为一近代建构物,或说她是个有五千年光荣历史文化的民族,都过于简化了这个民族的本质及其形成之历史过程。况且,这不只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怀问题。(26) 譬如,我们若仍强调自《史记》创作以来的“黄帝子孙”之历史,或隋唐以来之“炎黄子孙”历史,强调北伐匈奴、南征百越、苗蛮之历史,歌颂此历史上使吾人免于“披发左衽”之英雄及其功绩,这样的“中国人”之历史自然让许多中国少数民族难以觉得光荣,同时也益增其社会边缘性。在另一方面,否定黄帝、炎帝之历史真实性,或解构20世纪上半叶以来成为典范历史的中国民族史,如此,以后现代学术观点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之学者似乎从不考虑是否有解构当前中国人认同而助长分离主义之危机。由于其“近代主义”倾向与对近代国族主义的敌意,从事“解构”的学者们也从未考虑近代国族主义之前的传统华夏边缘——华夏垄断资源、排除异己,造成边缘内外人群无止境的歧视、剥削、暴力与战争冲突——远非“理想国”。在对羌族的田野研究中,对我的学术思虑影响最大的一个经验是:羌族老人对我提及过去(1950年代以前)村寨人群间的相互歧视、劫杀、仇报,人们因此时时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对此的解释是,“那是因为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是一个民族。”

  然而,我并非认为学者可以为了“现实”而不顾及历史事实与民族志事实。我所要强调的是,现实关怀无法脱离全面的、不偏倚的学术研究。(27) 无论是将中华民族视为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之民族,或是视之为近代建构,我们都需反思:我们自身的文化、性别、民族、国家、职业与社会阶层等身份认同,与所从事之学科知识典范,是否影响我们对一人群社会的观察、理解以及对历史的认知?是否我们所见的历史事实与民族志事实,只是一些本相的表征,因而当透过我们的书写而将之化为学术知识时,我们复制、传播这些表征,同时也强化了相关社会本相?这些,正是反思性研究所关注,而努力以种种方法来避免的认知错误。


注释:
  ① Partha Chatterjee,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参见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萧高彦:《“文化政治”的魅力与贫困——评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高全喜:《文化政治与现代性问题之真伪——兼评张旭东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思想》(台北)2006年第3期。
  ③ Erich 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Willard R. Tra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⑤ 西方社会科学界与反思性研究有关的著作很多,且对反思性(reflexivity)各有定义与研究取径。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有: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2) ; Arpad Szakolczai, Reflexive Historical Soci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0) ; Paul Ricoeur, “The Narrative Function,” in his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No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trans, by Edmund Jephcott (Oxford: Basil Black well, 1983 ).
  ⑥ Nobert Elias, The Court Society.
  ⑦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⑧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台北:允晨文化,2006年,第3章:《史记文本与华夏帝国情境》。
  ⑨ 其文为:“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文见《新唐书》)
  ⑩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1997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
  (11) 对于以上四则“英雄徙边记”历史叙事之分析,以及探讨这些记忆在相关华夏边缘中如何被记忆或失忆,参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5-7章。
  (12) 如称云南府,“其地当唐虞为南交、昧谷之交,夏、商为梁州徼外……战国时,楚庄蹻略地西至滇池,归报道绝,自王其地。”(参见王崧:《道光云南志钞》,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06页)
  (13) 参见王崧:《道光云南志钞》,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第476页。
  (14) 关于王崧之《道光云南志钞》之分析,详见拙著《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7章。
  (15)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7章。
  (16) 有关巴蜀与湘西的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历史,详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4章、第8章。
  (17) 有关中国西南及南方的弟兄祖先故事,详见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第8章、第10章。
  (18) 白芝等编:《居木惹略》,《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1-20页。
  (19)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出版规划办公室编:《纳西东巴古籍译注(一)》,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67-269页。
  (20) 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编:《双江县邦驮乡布朗族社会调查》,《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0页。
  (21) 四川省编辑组:《盐边县红宝公社苗族调查》,《四川省苗族傈僳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80页。
  (22)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章。
  (23) 黎光明、王元辉:《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第166页。
  (24) 天天元(王元辉):《近西游副记》,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页。
  (25) 边缘文本是指,其作者居于一文化边缘或多方文化边缘之文本,或创作于一个典范变迁的时代之文本,如本文所提及的魏晋时蜀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清代滇人王崧所著《道光云南志钞》与近代黎光明等所著之《川西民俗调查记录1929》等。
  (26) 我同意Pierre Bourdieu的观点,他指出,学究偏见(intellectualist bias)经常让学者忽略了学术应为人类解决问题;此也是他所主张的反思性社会学对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批评(参见Pierre Bourdieu and Loic J. D. Wae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27) 一个例子是,当年学术巨擘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反对吴文藻、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的边疆民族研究。当时他所见的是,云南原有的非汉族群正在同化之中,且对被称作边人、民族引以为耻。因此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称,“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在另一封给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中他称,“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夫学问不应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这是国民政府时期颇流行的观点,而其现实关怀则表现在以安边、治边为要的“边政”研究上。傅斯年以其知识人之观察所见,只是城中人或与其有接触的“汉化之云南人”,而且,傅也未注意汉化的微观过程所蕴含的人与人间的歧视、排斥、夸耀与模仿、攀附,以及被歧视者情感上的自卑与痛苦。

(王明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1529)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2008年1期第55~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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