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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言、“封建”与礼仪
不排斥“人情”与“人性”的社会性如何缘起?法国经典人类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提出了值得参考的解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人类学的鼎盛期，这个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伟大人类学家，葛兰言是其中之一。他虽是“胡人”，对于数千年前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却不仅极其谙熟，而且试图从它引申出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理论。
葛兰言生于1884年，经历过一个求学过程，要全面的了解他，1953年出版的法文版葛兰言文集《中国的社会学研究》(Etudes sociologique sur la Chine)，值得参考。葛兰言是1904年开始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听课，那时他20岁，讲社会学课程的教授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面，葛兰言跟涂尔干和莫斯一脉相承，从人际关系上，他跟莫斯更亲密，跟涂尔干的交往并不多，但他的第一次社会学课，就是涂尔干讲的，涂尔干的课程在他的社会学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这个阶段到1908年之间，葛兰言对历史也特别感兴趣的，时常跟史学家在一起讨论，其中著名的有年鉴学派史学的奠基人布洛赫，受其不少影响。在与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同时交往的过程中，葛兰言形成了自己的学养，使他具有社会理论与历史学的双重关怀。如果说社会学给他的是一种寻找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社会模式的关怀的话，那么，当时法国年鉴派史学正在热烈讨论的法国封建制。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受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影响，但也企图立足于法国提出自己对于近代化的解释。重视封建制的研究，关注法国封建制的长期延续及法国近代化与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不同，是布洛赫等史学家的关怀。为了理解封建制，不少年鉴派史学家将眼光移向远东，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葛兰言的不少研究，也是针对中国封建制展开的。22
谈到封建制，牵涉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多元一体”。所谓“封建制”就是以权力多元性政治制度基础的社会。那么，权力多元的政治体制中存在自身的凝聚力吗?如果存在，这个共同的力量是什么呢?在欧洲，教会是这一“合一机制”的力量之一，可在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它又可能是什么呢?
葛兰言的大量汉学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他追寻解释的过程中，葛兰言受到法国汉学奠基人之一沙畹的深刻影响，对文明史特别重视。1909年，他跟沙畹有过密切交往，在他指导下学习汉语，并开始研究中国家庭、法律及他认为能把封建制、家庭和法律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表现的丧仪。23
葛兰言是受社会学和历史学双重影响的人类学家，他的人类学与以民族志田野工作与描述为基础的现代派不同，他更像是古典的“摇椅上的人类学家”。
不是说葛兰言没在中国呆过，其实，1911年到1913年之间，葛兰言就在北京，试图在现场研究中国人的现实生活。那时，他住在一个已经在北京住了很久的法国朋友家里，跟上流社会的中国孩子一起上学，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理解中国文化。葛兰言在华期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作为“帝国主义者”，他要逃难。1913年，他回到巴黎，先在一个中学任校长，没几个月后，他升任远东宗教研究教授，这是法国高级研究院里的一种衔头，本来是沙畹占据的。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葛兰言因近视，不用服兵役，躲在家里看书。可是到了1918年，他却阴差阳错地被派去西伯利亚替部队做资料整理工作。这个期间，他获得了第二次到北京的机会。在从西伯利亚回法国的路上，他在北京小住几月，1919年，他就回法国了。此后直到去世，葛兰言有了稳定的学术生涯。
葛兰言之死，跟德国占领巴黎这段历史有直接些关系。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巴黎政府重组，大学也开始调整，莫斯将研究部主任的位子硬是让给葛兰言。在这个职位上，葛兰言心情不可能好，在一次回家路上去世了。
中国人类学和民俗学界，对葛兰言有所了解，跟他直接学习和交往过的，有杨堃先生。杨堃先生当时在巴黎留学，也在莫斯门下，与葛兰言有不少交往。24在1943年写下的“葛兰言研究导论”一文中，杨堃最后表露的感叹是：
一个中国的社会学者，若不能利用中国旧有的史料，或对于中国的文化史如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或在具体一点来说，若不能仿效葛兰言，用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史与中国的现代文化，那还能称作中国的社会学家么?25
这一感叹，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学有针对性，对于站在今日中国社会科学立场来重新认识葛兰言的重要性，也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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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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