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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起源于上古之王顺应人情与人性的做法，其内涵是文化等级主义的。这种制度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度”时，可能与人欲结合，导致秩序的混乱。导达人之情感的礼，常常限入物质性权利的包围中，在天子与诸侯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裂缝时，成为严重问题。所以，秦汉大一统帝国出现后，在处理情感性的表达物质性权利之间关系这一方面，出现了几次大的反复，直到汉武帝时，礼仪制度才被确立为帝国祭祀与官僚制度的原则。
我们可以将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礼仪代表的文化等级主义制度的建立，视为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核心步骤。而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原始式的仪式，变成了礼仪，获得了制度化的等级内涵。
建立在普遍的人情与人性之上的礼仪，不同于以普遍信仰为基础的宗教，前者顺应原始社会既有的人情与人性，后者则将人情与人性视作是宗教务必改造的“恶”。
为“礼”与“法”寻找结合点，为秦汉礼法国家作了重要思想铺垫的荀子，在其“礼论篇”中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起源于普遍人性的礼，自身易于陷入争端。但在上古中国，欲望带来的争端，并没有被认定为绝对的“恶”。因而，礼仪制度建立于一种道德的双重心态之上，试图通过“养人”来“养礼”：
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养”使中国礼仪在宇宙论方面，不同于一神教的传统，没有对世界进行神圣与世俗的截然区分。荀子说，礼有“三本”(即三个根本层次)，它们是：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仪并非可以用“宗教”一词来理解，因为它并不以宗教的绝对神圣为前提，而以天、地、先祖-君-师，即“天地人”，为礼仪行为的对象。隐藏在文字里的“事”和“尊”字，略同于“服侍”、“崇拜”，但不是“worship”，而含有“尊敬的行为”的意思。
具有“养”与“事”和“尊”双重表现的礼仪，分别表示对于人自身的价值之承认，及对于高于自身的不同“他者”之尊敬。这一双重态度，可以表述为“和而不同”，即社会中身份、等级、品格的“不同”与被“养”的所有人的“和”。从一个侧面看，“养”、“事”及 “尊”的“和而不同”，接近于特纳所说的“结构-反结构”的混融，也接近于格尔兹的“社会作为有角色区分的剧场”;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古代中国所用的词汇，更多是带有“动词”色彩的，而西方人类学所用的“结构”、“剧场”，则都源于固定化的社会空间单位。古代中国礼仪观念与西方人类学结构-空间观念的差异，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观念的差异。前者将社会性与“人情”混合看待，后者企图区分二者，将社会性当作是超越“人情”的抽象体系。
以西文来翻译古代中国的“人情”与“人性”，实在不易。“人情”大抵接近于人类学家论述仪式的情感面时所用的“sentiments”，但其中隐含的主体间相互依赖感更为浓厚。“人性”虽则也是对于“human nature”(人的本性)的定义，但不含有善恶的绝对分野，其原始意义乃是“生命”的“生”字，意思无非是说，“生命”是人这种东西的“本性”。20基于这一意义上的“人情”与“人性”，礼仪建立自己的制度。如何以情感与生命为中心来理解礼仪?荀子早已给予了解释：21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诗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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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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