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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国]干宝考
  作者:李剑国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9-05 | 点击数:27876
 

  据《孔氏志怪》,原序中有“有所感起”之语,而《文选抄》引作:“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更为完整。依《孔氏志怪》所言,干宝“有所感起”的是父婢复生,而依《文选抄》所感者干庆复生,与本传之二事俱著不同,盖引文删削所致,晋末孔约所著《志怪》和《文选抄》所引某书原文,也应当二事皆记,均本干宝序为说(自然也含有后世流传的内容,如干宝母妒推婢入墓)。干宝父婢殉葬是幼年之事,当时干宝兄弟还懵懂无知,所谓十余年后开墓复生当然也不过是乡曲传闻之辞。建武中有所感起应当主要是针对干庆的所谓复生之事(真实情况应当是病危失去知觉而又苏醒过来,属于假死现象,并未真死)而言[68],而联想到了关于父婢复生的早年传说。干庆的复生当在建武中,所以序称“建武中,有所感起,是用发愤焉”。建武元年干宝以著作郎领修国史,其撰《搜神记》必始于此年。《十二真君传》谓“庆弟晋著作郎宝”,举其撰《搜神记》时之官,是正确的。

  关于干宝撰作《搜神记》的思想动机,前引《大明一统志》卷三九《嘉兴府·陵墓·干莹墓》注语云:“莹,吴散骑常侍宝之父也。宝尝著《无鬼论》,莹卒,以幸婢殉。后十年妻死合葬,婢犹存。宝始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记》三十卷。”称“吴散骑常侍宝”,盖缘干莹仕吴而涉误,干宝撰《搜神记》的直接动因也不是因父婢而起,这些不去管他,重要的是下文,说干宝尝著《无鬼论》。这条资料很重要,想必有本。小南一郎在其论文第一章《无鬼论》以专章论述魏晋时期的“无鬼论”思潮,认为《搜神记》正是产生在无鬼论和有鬼论论争的思想背景下[69],见解精辟。然据此,干宝早年也是无鬼论者,写过《无鬼论》,后来经历了由无鬼论到有鬼论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可能较长,但建武中干庆复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尽管不过是昏迷状态中由于鬼神信仰和心理暗示产生的幻觉而已,但却成了干宝转变的关捩,“感起”而“发愤”,遂撰《搜神记》“明神道之不诬”(序中语),也就是证实有鬼论有神论的正确和无鬼论无神论的荒谬。

  干宝在著作省撰《搜神记》还有这样一件证据。西晋张敏曾撰《神女传》,干宝采人《搜神记》[70]。《太平御览》卷七二八引有《智琼传》这样一节文字:

  弦超为神女所降,论者以为神仙,或以为鬼魅,不可得正也。著作郎干宝以《周易》筮之,遇《颐》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曰:“《颐》贞吉,正以养身,雷动山下,气性唯新。变而之《益》,延寿永年,乘龙衔风,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这篇《智琼传》作者不详,但应当是抄自《搜神记》,而这节文字应当是干宝在篇末所系论赞,大约原文为“著作郎干宝曰”云云。魏时弦超自称遇神女成公智琼,沸沸扬扬,腾在人口,尚书郎、领秘书监张敏作《神女传》,其事更传。当时人们或不信智琼为仙,干宝于是筮之,而郭璞作解,干宝将此事系于篇末,明其为仙人。这里干宝的署衔是著作郎,可见干宝在《搜神记》中记此事是在著作任,所云同寮郎,指著作省诸佐郎,而郭璞时为佐著作郎,据《晋书·郭璞传》这是太兴元年的事情,不久郭璞便迁调尚书郎了。

  干宝任著作郎历时十年,这期间除撰《晋纪》,同时也搜集记录《搜神记》的资料。《搜神记》不会很快成书,依据古小说集的一般写作规律,大都是随时而记,积久成编的。干宝写《搜神记》曾遇到缺乏纸笔的困难,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引有这样一条材料:

  干宝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自一贯,博访知古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又乏纸笔,或书故纸。”诏答云:“今赐纸二百枚。”[71]

  此表非《搜神记》成书后的进书表,而是上于皇帝的请纸表[72]。六朝时期纸笔昂贵,而写书又颇费纸笔。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引《梁令》云:“写书,笔一枚一万字。”这是对抄书用笔的限量,每支笔不得少于一万字,可见笔是贵重之物。既贵则贫家无力购置,梁陈时郑灼精于《三礼》,“家贫,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73]。写书用纸尤费,所以当时常有皇帝赐纸之事。晋王嘉《拾遗记》卷九载,张华造《博物志》,武帝赐麟角笔、侧理纸万番(张)。而裴启《语林》载,王羲之为会稽令,谢安向他乞纸,王羲之将库存纸九万枚悉数尽与之[74],则是向公家讨便宜了。干宝虽为著作郎,但奉禄不足养家,所以有后来求补山阴令之事,无力购买写书用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他撰《晋纪》是奉诏修国史,可以用著作省官用纸张。但《搜神记》乃私人著述,就不好用公家纸张了。实际上当时朝廷对官用纸张有严格控制,虞预为著作郎曾上表请秘府纸,表云:“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75]便是证明。而《晋书》卷八二《王隐传》载,王隐撰《晋书》,受虞预排挤,“默归于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王隐去官后,立即出现了无纸写书的困难,也足见公用纸张之不能私用。干宝上表专为写《搜神记》而请纸,表明他对《搜神记》的重视,皇帝批准给纸二百枚(张),数量不少,也说明皇帝的支持态度。干宝上表之时,估计《搜神记》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所以才有纸张之乏,其时大约在明帝朝(322-325)。

  从表中看,干宝撰作《搜神记》“会聚散逸,使自一贯”,一方面是把散见于古书和前人书中的有关资料——所谓“片纸残行”——搜集集中起来,这也就是自序中说的“缀片言于残阙”,“承于前载”;但同时也从当代人口中搜集材料,所谓“博访知古者”,也就是序中所说“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序称:“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说的就是这两个方面。干宝身在著作,有方便条件阅读前人书和古书,这也就是他任著作郎时开始写《搜神记》的原因。但据《隋书·经籍志序》云,本来魏晋秘书省藏书多达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经惠、怀之乱,国家藏书“靡有孑遗”,到东晋永和中著作郎李充校书时也才只有三千一十四卷,那已是干宝死后十几年的事情了。因此干宝只利用秘府书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自己采访书籍。“博访知古者”,“访行事于故老”,“采访近世之事”,这些话不光是指口头采访,也包含着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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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文学遗产》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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