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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来就没有纯粹过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1990年代曾被许多地方当作发展经济的好经验加以推广，但是到了2000年代，这一经验受到了来自文化界的强势反击。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批评意见是最有代表性的：“出于经济的目的搞公祭，是很荒诞的事情，也搞不好。应该是独立的做文化活动，这样做目的很纯，也许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不应该是搞文化活动的目的。”[43]
吃文化饭的人当然不甘心文化活动依附于任何非文化的因素，他们希望文化拥有独立的价值，且地位越高越好，因为文化人的地位是与文化的地位成正比的。可是，我们回过头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所谓“目的很纯”的文化活动？
文化如何界定，本身就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难题。为了避免纠缠于此，既然大家都认可公祭是一种文化现象，那我们就只拿公祭来说事吧。
《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国家祭祀自古以来就是重大的文化事件。但是，国家祭祀最根本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纪念祖先，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秩序象征的仪式政治。
周代的祖先祭祀一般可分为常祀与临时祭告两种，但无论哪种，按周代制度，祭祀都有严格的权力界限，周王室立后稷为大祖，但并不是所有后人都有祭祀后稷的资格，即使是诸侯国王，也只能以其本国的始封之君为大祖，不得立后稷为大祖，否则被视为僭越[44]。舍此不论，凡常祀必求家族绵延、世代发达、个人平安，凡临时祭告必出于禳祓、祈请、军事等具体目的，而且“每次祭祀因不同的具体目的而举行，祭祖仪式就无固定的内容”[45]。祭祀活动的功利目的是毋庸置疑的。
不同朝代的祭祀活动各有其仪礼制度，但是，祭祀活动中的权力格局却作为一种秩序象征，几乎从未动摇。比如，明初规定，只有皇帝有权祭祀天地与宗庙，从而规定了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天地主神的资格、也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列祖列宗的神圣权力。“从国家角度看，与最高主神‘天’以及普遍、最高等级的神的沟通只能由皇帝代表国家来进行，地方官祭祀与辖区有特殊关系的神，各类民人则祭祀与私人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46]
近现代以来，作为帝王权力象征的国家祭祀，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逐渐转换成了“民族国家”的仪式政治。
民族主义依据某种标准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人为地在群体与群体之间开挖出一条条巨大的鸿沟，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果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无疑阻碍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交往与和平共处。但是，如果站在特定群体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别人都民族主义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了，你再不团结起来，就只能受压迫、受欺侮。这个时候，你也只能操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借助民族主义的意志，抵抗外族的侵略。
既然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就必须在成员之间有一些共通的、共享的象征物，以作为民族的标志或旗帜。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们，一直在搜集、强化这样的一些象征物，于是，作为图腾的龙被凸显出来了，作为共同祖先的黄帝被符号化了，这种意识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会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如何凝聚国内的各方力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3年，时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提出公祭黄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深以为是，随即安排修陵筑路等事宜。1935年清明期间，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人员及民众5000余人，以鞠躬礼仪与香花酒醴祭祀黄陵，发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强烈呼声。黄陵祭祀由此被列入现代国家祀典。
1936年西安事变为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提供了可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特派代表林伯渠前往参加“民族扫墓典礼”。在肃穆隆重的祭祀典礼中，在民族大义的神圣气氛中，同室操戈的兄弟党派握手言和，一致对外。当公祭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神圣仪式的时候，黄帝到底是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共祭黄陵，把国家祭祀当作神圣庄严的仪式政治，其重大意义在于借助一个共同的神圣符号，向全国人民宣示共同抵御外族的决心，并以神圣的名义相互制约内部矛盾，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9年后的黄陵祭祀以2005年宋楚瑜率领台湾亲民党的认祖归宗活动影响最大，宋楚瑜在祭文里面特别提到“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兄弟一家亲”。无疑，炎黄陵墓的存在，公祭活动的举办，在两岸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由此可见，“仪式政治，是一种利用特殊对象、场景、氛围、话语、道具和感性手段营造统一性象征符号的可操控性流程体系。祭祀仪式，是一种死人与活人阴阳两个世界的不对等对话，效果如何，悉在操作。”[47]近年来公祭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铺开，与连宋大陆之行的几次公祭活动所引起的轰动效果不无关系。
不同时代的祭祀活动，呈现为不同的功能和目的。正如黄陵县官方网站上所说：“近代以来，扬弃了作为天神的黄帝观念，淡化了作为帝王的黄帝观念，重新突出了作为祖先的黄帝观念，而对黄帝是中华民族祖先的解释着重于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祭祀中黄帝观念的变化，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不同阶段的时代需要的反映，对于中华民族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当今的黄帝祭祀是无神而祭的政治文化活动，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重要意义。”[48]
“往昔学派，常以文化为自生自长，自具目的之实体，功能派始确认文化为人类生活之手段。人类之目的在生活，此乃生物界之常态，文化乃人类用以达到此目的之手段。”[49]简言之，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谋生的手段。也就是说，借公祭活动谋求经济利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行为。
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地方官员为了谋求地方利益，“出于经济的目的搞公祭”，也就无可指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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