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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理论假设：从既有文本出发
“不管事实积累多少，本质跟现象总是具有质的差别。第谷积累了如此丰富的天文观测事实，但并不能直接从中看到后来为开普勒发现的行星运动规律，更不能直接导出万有引力定律。可见，在理论形成之前，就要产生作为未来理论的前提或雏形的各种可能的方案和适当的思想。”[76]
在兄弟学科，从20世纪中叶开始，田野作业的意义就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在20世纪初，野外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尽研究者的能力和知识充分地、完整地去描述某种特定的文化。今天，越来越多的野外考察研究的是定向问题。”也就是说，把研究者推向田野的理由，不再是文化描述的需要，而是“为了验证特定的假设，这样就可以继续增强、削弱或者修改理论的框架。”[77]
“现在大多数的野外考察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问题：人类学家研究一个特定的社会以便检验理论设想，然后再集中研究该社会中那些与那种理论最有关联的方面。在进入野外之前，研究者通常要先把好研究课题，提出一种或多种假设——即在研究基础上提出问题的答案——并建立一个研究方案，确定用什么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资料。”[78]理论假设是人类学家进入田野的最主要的前提，“理论假想支配着研究人员将在野外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因此影响他们将要收集到的材料。”[79]
那么，在我们进入田野之前，假设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科学哲学认为，“假说是在事实和已有科学知识的土壤中生长的，它不但要以一定的实验材料和经验事实为基础，而且要以一定的科学知识作依据。”[80]所以说，“一位收集人可以藉着他对某一个地区预先获得关于特定传统及该地区之特殊情况的知识，或是藉着阅读相关的材料，开始他的建构假设阶段。以假设的方式提出问题，收集人进入田野之后，再发掘材料来支持或推翻他的理论。多尔生（Richard Dorson）建议美国的民俗学者要象人类学者一样，‘应该建立田野工作于假设上，并且在田野里以有力的经验性资料来把它加以验证。’此一建议不仅应为倾向人类学的民俗学者，更应为所有的民俗学者所欢迎。”[81]
假设主要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比较、分析，建立在对不同理论的汲取、批判之上的。“一旦某个人类学家选择好了一个他或她感兴趣的课题并且阅读了其它人类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写下的文献后，他或她就要提出假设，在研究的指导下提出该问题的答案。”[82]
以近年绍介至我国的“帕里－洛德理论”为例，帕里“一如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样，他在承前启后的学术关联中拓展自己的研究，并从前人和同时代人那里获得了启发和裨益。”而他的田野调查只是“通过亲历现存的可类比史诗传统所得的第一手观察资料，印证自己的理论发现，并以详实的资料赋予其理论框架以血肉。” [83]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是通过对100则[84]具有神奇幻想的俄国民间故事的文本分析而建立的学说。再说远一点，“流传学派”的奠基人本菲，也是“通过对《五卷书》的每一个故事所作的精细比较，使他的观点具备了有说服力的份量，至少使一代民间故事专家的研究进入他所指定的途径。一个对故事集进行很透彻比较的时代的开始，导致现代民间故事理论建构的开端。”[85]
文本的阅读和他者理论的汲取无疑是先于有计划的田野作业而进行的；来自于文本、体现为文本的理论还将指导着田野作业的进行。一方面，田野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场所，另一方面，理论也能彰显田野资料的真伪，理论与实践必然是一对互相制约的矛盾。于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田野在与理论的互动中，降沉为学术研究的实验场——在实验中，理论或者被验证，或者被修正、推翻。
“假设——实践——修正假设”几乎是所有理论的成熟机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绝大多数的理论并不直接来源于具体实践，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我们政府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被我们学科奉为经典的《金枝》，作者本人在理论的提出之前，都没有相应的实践经历，甚至在之后也没有，具体的实践以坐实或修正其假设也不是由他们自己来完成的。
在国际民间文学界的一个并不奇怪的现象是，“主要的理论进展皆出现在那些缺乏丰富的活形态口头传统的国家里，而能够进行实地调查的田野活动——惟有此类调查才能提供所需的材料——的地方，又在描述和分析材料上跟不上步伐。”[86]不仅中国如此，印度也一样，欧洲学术界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研究突飞猛进的时候，印度本土的研究基本上还在纠缠于大量的细枝末节，“他们拥有比欧洲学者优越得多的条件，但是他们做不出这样的结论。”[87]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解释这种现象可能是最合适的了。如果我们无法完成对田野情结的告别，我们可能将永远无法在理论建设上跟得上那些“缺乏丰富的活形态口头传统的国家”。
民俗学界的所谓的田野作业，至今还在追求对口头文本或者相关仪式的“忠实”、“科学”、“全面”的记录和整理，目前已经发表和等待发表的“成果”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对它们的规律性说明却了了无几，正如牛津汉学家杜德桥先生对我们的忠告：“下一阶段的工作，若仍仅仅是制造上千个零碎的例证，未来值得忧虑。”[88]
说到这里，引一段恩格斯的话也许是必要的：“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么，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89]
而我们对田野作业全面性、科学性等诸种形而上要求的反复强调，不就是在“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吗？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退而结网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从既有文本出发（也即“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也就成了我们不得不提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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