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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艺工作者的民间化
歌谣征集始于1918年，而中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运动则始于1919年，两者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李大钊“是这场运动的思想领袖”。[19]延续在学术机构的的歌谣征集活动走的是科学一途，后来发展为民俗学运动；“到民间去”则在1920年代演变为中国知识分子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浪漫的政治口号。
尽管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认为“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20]但胡适们毕竟只是一些文化倡导者，他们并没有为此提出具体、强制的操作原则和方法。而基于同一思想基础的毛泽东同志，却以政治会议的形式将这一“到民间去”的口号具体化为一场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文学运动，这就是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讲话》“虽然是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角度提出的，但确实也有力地推动了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自1942年至全国解放，这段历史虽简短，但与解放后30年的工作关系很密切。”[21]
这次座谈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22]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23]这段话被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工作者反复征引，这种“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感情色彩与早期“到民间去”运动中知识分子对乡村问题的浪漫想像有着明显的相似，所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以从上往下的、教育和采风的姿态进入民间，而《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是以学习和受教育的姿态进入民间。
“1942年《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伟大号召下，纷纷到农村、工厂和部队中去向工农兵学习，去向民间艺术学习，……我们看到的较早的民间文学的发掘成果，是秧歌、民歌、号子、练子嘴、说书、道情经及民间故事。民间说唱艺人、不识字的诗人，以极高的热情创作了新作品。”[24]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们的工作，较好地实现了毛泽东《讲话》的意图。
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没有全面地论述到民间文学，”[25]更没有涉及到民间文学的研究问题，甚至没有涉及到搜集整理问题。其实毛泽东的要求并不复杂，他认为文艺工作者下到群众中去，可以更好地“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26]因此，最主要是要学习群众的语言，在感情上亲近他们。毛的目的，还是落实在“文艺创作”上。
非常时期的非常理论，本来只有局部的指导意义，但后来的实践并没有沿着毛泽东自己最初所指定的方向发展，具体实践者把《讲话》精神落实到了每一个可能到达的角落，正如郭沫若所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艺理论方面，有系统的阐述。……真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传诸百世而不悖。研究民间文学的应从此中认识我们的任务，吸取无穷的生命力。”[27]直到40年之后，《民间文学》编辑部在1982年的纪念文章上，还在强调《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给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指出的一条康庄大道。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者更须这样做。”[28]
继续向下延伸，我们发现即使一些现代学者对田野作业所下的定义，遣词用句之间也无法摆脱这种“到民间去”的感情倾向：“田野作业法，顾名思义，是提倡和鼓励民俗学工作者走出书斋，深入民间，向社会，具体来说是向所研究的对象――民俗事象，作深入细致的调查。”[29]对于资料取舍的标准，则是基于“越多越好”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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