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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雅化“”俗化“：乡村文化何处去
1949年后，延安新文艺不仅需要如何进城、同样需要解决如何更普遍地进入乡村。对于新文艺进城中共似乎更为谨慎，由于”单位“的建立，文艺的组织也更为有效。例如为争取小市民，说新书在建国初期在城市是受到重视的，也采取了给说书等旧艺人办培训班等将办法将旧艺人组织进单位。宣传媒体对说书也很重视，除了报刊，广播电台会开设说新书节目，邀请旧艺人录制说新书节目，并发小米报酬，解决生活问题。”演出常常场场满堂，打破了说旧玩意儿售票最高记录（平常售票最高六七成），并在三场演完后，公家还要求他们续演一场，包了他一百多个座位，顾荣甫说：’从我们祖宗说起，就没有听说有人包我们座位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觉悟听众的批评督促，与新词演唱出的实际情形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脑子不换不行，新词不学吃不开‘的道理“[59]。如果说新文艺在城市工厂取得了对工人的有效组织和动员，在地方农村，新文艺的组织就没有那么有效，各地虽然各县都成立了民教馆，效果似乎不大。1950年，在《文艺报》的座谈会上，来自农村地方曲艺艺人怨声载道，纷纷抱怨当地政府对曲艺的轻视，”文联干部一谈话就是话剧、歌剧，对我们却是轻视的，所以有观众提出有些戏不该演，他们也不管“。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也一直有着低俗和高雅的辩论。列宁虽然说要给工人阶级看”马戏“，但是更强调要给他们听”交响乐“，毛泽东也表达同样的意思，他认为农村文化不能都是”人、口、刀“和”小放牛“，这里包含着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文化现代性的焦虑。建国初期毛泽东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像”小脚女人“一样扭扭捏捏，这个焦虑同样表现在对文化的要求上：新文艺固然需要普及，但最终目的是”提高“。多数精英作家考虑得如果不是莎士比亚化，就是如何写出表现农村变革的类似俄罗斯现实主义大师们”史诗作品“。孟悦在《白毛女的启示》中分析了《白毛女》如何通过言情和”雅化“成功地取得城市市民认同，但”雅“化的《白毛女》能否进村？《白毛女》也曾做过”俗化“努力，不仅京剧演过，秧歌等其他剧种演过，连韩起祥也说过《白毛女》新书，但是似乎都没有能够”经典“化而流传下来。这种”低俗“和”高雅“的矛盾，自延安时代文抗和鲁艺就一直存在，并延续到建国以后。关于演大戏，周恩来也曾当面批评：”延安平剧院十年来搞出个《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以此下去再过二十年，也只能搞出三四个，这能演几天？梅兰芳一人就有百十来出戏，“ 因此，他要求延安文艺要从小戏入手搞，不要贪大戏，”好高骛远“[60]。1949年《文艺报》刊登一组讨论秧歌剧的笔谈，讨论如何”提高“秧歌剧。群众来信提出秧歌在城市能否有”出路“和”寿命“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强迫扭秧歌，重演了延安一度出现过的”不来扭秧歌就罚米“的错误做法。老艺人也瞧不起简单化的”解放秧歌“，出于对秧歌在城市演出的不满，各地来信要求提高秧歌，光未然说：”某些秧歌剧给人’千篇一律‘感觉，主要是在内容上反映生活较肤浅，不真实或不正确，有了公式化的毛病“[61]。与此相对，”五·四“以来轻视旧艺人的现象建国以后在”五·四“作家中依然存在，造成艺人和文化管理干部矛盾对立。国家虽然设立了戏改局，各地的文教机关已经开始出现了官僚作风，以至在”三反“期间，1952年中南区的各地的旧艺人都抱怨地方政府瞧不起和不理睬旧艺人，随便训话，处罚旧艺人[62]。53年戏曲汇演后，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直至1964年，老书如《小五义》、《三侠剑》依然在民间流行。与此对照的是，”新书《平原游击队》、《铁道枪声》、《敌后武工队》和《林海雪原》，没人听，听惯了武侠小说，谁听你这个？“，而且即便说新书，艺人新瓶装旧酒，偷梁换柱的现象也仍然存在[63]。这说明新文艺进入乡村的难度被乐观估计，1950年，老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鼓词与新诗》一文，详细比较了鼓词和新诗的差异，试图证明这两个文艺样式根本就是两条道，没有融合的可能[64]。老舍似乎也很绝望，”五·四“文学发展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赵树理的看法更坚定：”’五·四‘以来的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了；旧小说（包括鼓词在内）在历史上虽然统治了农民思想很多年，造成了不少恶果，但在十年战争中，已被炮灰把它的影响冲淡了，现在说来，在这方面也是个了不起的空白“[65]。1958年，赵树理在曲艺观摩大会上直接批评当时的青年作家瞧不起曲艺的”一本书主义“：
在前几年，有的作家和学习写作的青年们，都不大看不起曲艺。他们认为要写一本小说，就能成为作家，钱也拿的多，不久可以做作家协会的会员。名利双收。
讨论赵树理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有一点赵树理说的没错，今天的农村并不存在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其实就是一个”空白地带“。在此前提下，他提醒我们，书面文学不能取代”讲故事“。新文艺如果要进村，就必须脱离对现代小说对”书“的迷恋。如果说文化是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并决定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在乡村获得文化领导，就必须思考应该给乡村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化？从而将改造乡村文化与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这一点发生在四十年代延安的说书改造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左翼文化通过对说书人的改造，通过对娱乐的再政治化，成功地将”故事“从现代文学中释放出来，通过对集体世界的想象、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民主体的塑造，将个人的内心世界重新敞开。而植根于民间土壤中的说书等表演艺术也为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反省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可能，《刘巧团圆》不免幼稚，然而活泼，不免粗糙，然而生动。充满了新文艺的朝气和光晕。也正如本雅明所言，对讲故事的重视，也正是为了警惕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给我们带来的经验的贫乏。在左翼文化和民间文学的相遇中，可以说，左翼文化提升了民间文学的品格，发生在1944年新说书运动，为我们今天处理”现代“文化和”民间“文化关系，提供了一种实践样式。今天我们寻访当年那些”讲故事的人“，意不在回到”前现代“，而是要努力跳出新旧格局，打破对于”雅“的”俗“或对立或等级的理解，并”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探讨叙事和经验分享的可能，为重新塑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农村文化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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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制造国民》2012年06月17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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