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个受苦的单身汉，天天在坡上做庄稼。他真遭孽，人们给他编个歌儿：
单身汉，单身汉，睡在里夜蹴个蛋。下巴壳对住‘簸箕盖’，脚后跟挨住屁股蛋。
这是说他床上没人焐脚，生得可怜，冬天睡觉蹴成个坨坨。他过日子，更是孤孤单单，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有话在心里，难对影影说。日子真是难得熬！”
接下去才开始叙述单身汉的奇妙遭遇。第二个母题单身汉“想吃啥有啥”也由两次异样状况的出现——做面条和花卷馍来充实，并说“天天这样，弄的时间长啦，他正猜恁猜，硬解不开是谁在给他做饭。”然后主人公想出计谋，着手解开谜团。对于这些，孙家香没有任何说明，而只用了一句话：“这是哪个弄的呢？他就捕。”简洁得不能再简洁了。
接下去，单身汉怎样藏匿，怎样偷窥；狐狸精如何变化，如何做事；狐精姑娘又是何以被逮，失皮，被迫与单身汉结婚，并生下孩子等等，这些事件的进程及其细节在伍家沟村葛朝宝那里都进行了生动入微地描绘，情境化极强，让听众能清楚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生活的变迁。
孙家香的讲述也含括了单身汉发现狐狸精如何变人、做饭和他藏皮、成亲、生子的全部内容，但她纯粹是在说明事实，表述过程。因此，在可以继续生长情节枝节的地方，在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关节，她没有“节外生枝”，只是按照事态的发展进程给予叙述，从而造就出其故事精干明晰的特质。这种表述方式一直延续到丈夫以言伤妻、精怪妻子索皮得皮的情节。此处，虽然出现了一段具有情景性描述的对话，但是话语“不可再添一字”的简练反而更强化其传闻性的特征。
在葛朝宝口中，狐狸妻子的勤劳，丈夫逗儿的情形以及出言伤妻后彼此的心理活动和围绕狐皮而发生的纠缠成为了故事叙述的又一个重心，并将叙事推向了高潮。讲述者做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和表演，特别是对两者内心斗争的揣摩和狐妻神情、动作的描写更见功夫。
狐狸妻子寻到只剩铜钱大一块的狐皮后，“她将这块皮皮放在‘簸箕盖’上，一面拨拉着，一面掉眼泪。那眼泪滴下来，变成一颗颗珍珠。珍珠落在狐皮上，有窟眼，补窟眼；没窟眼，镶边边。一来二去，狐皮越变越大，不大一会，黑不叽溜的钱大一块旧皮子，变成了一张油闪闪的鲜狐皮，毛色发亮，亮光耀眼。”这样美妙的艺术化想象是不可能在孙家香的狐狸精媳妇故事中展演出来的。她只讲：“丈夫把毛狗子皮扒来，烂得只有碗大一块了。”
在子女归属问题上，两村的故事讲述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伍家沟村的叙事中只谈到狐妻的离去，孩子都留在人间跟随父亲，有的还可能继续讲到日后孩子的功成名就；而在杜家冲村，故事的结尾一律都是狐妻分皮，把所生的孩子均变成异类，带往他界，人间男子就落得个“人财两空”，重新回复到原来的生活中。这应当是两地不同的精怪信仰观念所致。同时，也可以发现伍家沟村狐狸精怪媳妇故事的基本建构更具生发机制，母题的再生能力和链接功能更强，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故事的丰富性和延展性。同一类故事，杜家冲村的叙述仅用了19个字，而伍家沟村的讲述者则使用了119个字，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极具人文关怀的狐精故事是人们依凭想像的翅膀，将人类生活的理想和希望诉诸精怪世界的艺术结晶，其中渗透着民众对于现实社会的深刻理解与美好期待。两个村落狐狸精怪媳妇故事传达的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华民族大的文化背景相吻合的，作为文化传统来说，它的表现是多层的，构成也是多重的。两村的精怪传统除了某些相似之外，更多的是它们的相异，正是这些差异结构了饶有趣味的地方知识系统。
通过比较两个村落共同传讲的狐狸精怪媳妇故事，笔者发现，杜家冲村的精怪叙事无论是在信仰的知识及观念上，还是在情节的演进和描述中，都表现出自身的鲜亮特征——于生命信仰和生活传闻基础上的讲述与传承。精怪故事中的情节母题乃至讲述个案均深深根植于地方传统的深厚土壤，代代相传，较为稳固，变异不多。地域知识构造了叙事传统，叙事传统传播了地域知识，这种辩证关系正是杜家冲村的精怪故事历久弥新，魅力尤存的深层原因。
伍家沟村的精怪故事层次分明，幻想充分。故事中的精怪不仅具有人的形貌，而且具备人性、人情以及人的思想感情，既有物性，又有魔力，显然这不全然是信仰的表现，而是为了塑造精怪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段了。地处鄂西北的伍家沟村一方面虽有楚巫余韵，但道教文化更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它与中原大地毗邻，交流的渠道导致了文化的多元，也就造成了精怪故事的多样格局，这是杜家冲村所无法媲美的。
结 语
从上述对于伍家沟村和杜家冲村精怪叙事的简要比较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生存环境、生活状态以及精神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不同地域的精怪叙事虽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但存在的差异是主要的。借助精怪故事传递生活经验和传统知识，以求有益于生命的保护和生活的顺利，这是杜家冲村精怪叙事的主旨所在。伍家沟村的这类精怪故事比较少一些，或者还停留在口头上，只言片语，尚未形成完整的情节。伍家沟村精怪叙事的绝大部分都已发展成为具有相当审美特质的幻想性故事，或者正处于过渡中的历史化状态，情节粘连、交叉并极尽丰富。生于两地，长于两地的广大民众皆遵循传统，在习得地方知识，熟悉精怪叙事之后，继续保持和承传着当地的传统，进行各自信仰的故事讲述，表现出了实用与艺术的鲜明对照。
两个村落丰富的精怪叙事资源虽然表现出在传统共享基础上精怪故事的趋同性，这些趋同现象构成了文化多元格局的一体化表征，但是无论精怪角色形象、精怪生成途径以及精怪叙事的内容构成和演述精怪故事呈现的种种状貌，均体现出不同文化区间和文化村落之间精怪叙事的差异性。正是这些民间精怪叙事资源的不同价值取向，导致了古老的精怪信仰和精怪故事在当下民众生活中的文化共性和地域个性。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