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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恩]重温历史——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抢救始末
  作者:杨洪恩   摄影/图:杨恩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5-11-21 | 点击数:11919
 

  2、 不断完善抢救史诗中的笔录与整理

  笔录是关键、重中之重、其困难程度不亚于整理与研究。首先,笔录者必须具有熟悉与掌握藏语方言的能力。我们知道藏语分为三大方言,即安多方言、卫藏方言及康方言,由于藏族居住地域覆盖的广袤,即使在每一种方言中,又因地理位置的不同,其语言仍存在差异。史诗格萨尔主要流传在操康方言的牧民之中,由于艺人出生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以及他们常年的游吟说唱,不断吸收各地的方言,使每一位个体艺人的史诗演唱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而有别于其他艺人。所以在笔录前需要一个熟悉艺人说唱的过程,而笔录工作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由慢而快的过程。以扎西旺堆为例,他出生在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地区,由于家乡也有格萨尔流传,对故事内容及其使用的语言比较熟悉,较之其他工作人员,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扎巴是出生在边坝县的艺人,加之常年的流浪游吟,其说唱又融汇了其他藏地的语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特点,需要逐步熟悉。扎西旺堆出于对格萨尔的热爱以及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自始至终从事扎巴说唱的笔录工作,同时也兼及整理等其他工作,逐渐积累了经验,成为西藏大学格萨尔抢救团队中重要的一员。其间为了抓紧抢救,他还曾放弃过到北京深造的机会,一直坚持工作,直到2012年他病重离世,共笔录扎巴说唱达十部之多,其中扎巴说唱的《霍岭大战》上下部,上部已经完成笔录,下部已经完成了12盘磁带,还有33盘没能完成。扎西旺堆笔录下来的稿件字体清晰、改动很少,一般 1盘磁带抄写下来约有85页稿纸,如今看着这一摞摞尚未整理过的扎巴说唱原始笔录稿,可以想见扎西旺堆持续30多年所付出的坚持与辛劳,然而最后他离世时还是中级职称,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扎西旺堆的贡献,除了笔录、整理外,他与扎巴的关系也成为后人的楷模,由于长期工作在扎巴身边,对老人照顾、关怀备至,扎巴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 1986年当扎巴辞世时,扎西旺堆与扎巴的亲属一起抬着扎巴的遗体饶八角街一周后送至拉萨天葬台。其间的感人情节,值得我们铭记。

  如何看待在抢救工作中前期最基础的工作,如搜集、笔录、整理等工作?在学术界仍然存在误区。尤其是在作学术评价时,总以为这些工作其学术含量不高,因而在评职称、晋升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这些同志的积极性,也给抢救工作带来一定的损害。其实,早在1984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中,早已明确指出: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指导”,并提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包括少数民族的历代的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丰富多彩,是各个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认真搜集和研究它,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提到搜集整理工作时强调“搜集整理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艰苦的工作,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的工资待遇等问题,都应根据他们的工作数量和质量,妥善予以解决。”⒃

  在学界,对于如何整理史诗尚存在不同的做法。这是因为人们对待口传史诗书面化的认识存在着差异。由于受到对史诗作为口头传统认识上的局限,或以书面文学的眼光去看待格萨尔,以往在整理史诗方面尚存在误区。个别人从传统观念出发,轻视这些文盲艺人,认为他们的说唱来自民间,是老百姓的语言,不如作家创作的作品更加“精炼”、“有品位”。为此,有的整理者将史诗中他们认为是重复的、复沓的部分擅自删去;甚至把不同版本的史诗片段糅合在一起,加工制作成所谓的“精品”。这些做法使整理出的史诗版本偏离口头说唱的原始状态,其教训令人痛心。

  忠实史诗说唱的原貌是整理扎巴说唱时工作人员遵循的原则。他们在具体工作中谨慎、细致的加以整理,形成了三种文本-原始记录本、整理本以及以印刷体(乌坚体)抄写成的准出版本。不但为抢救艺人说唱积累了经验,同时,为后人研究扎巴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3、 从口头文本到书面化面临的挑战

  对于一种口头传统转化为书面形式,其积极作用

  是明显的,正如芬兰史诗研究专家航柯所认为:这种书面化口头传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已经濒临消亡的口头传统通过文字载体和文学阅读,获得第二次“生命”。⒄ 从这点出发,记录、出版艺人说唱版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正如朝戈金所指出:“在进行史诗文本—不止是史诗,也包括其他民间样式建构之际,学者们一定要保持很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注意仔细区分这种‘建构’与居高临下地恣意改编民间口头传统做法之间的区别。我们无数次看到这种汇编、增删、加工、顺序调整等后期编辑手段和‘二度创作’--或者说在某种理念制导下的‘格式化’问题所导致的背离科学精神和学术原则的后果了。”⒅

  在录音艺人说唱的同时,记录艺人说唱的文化背景与文化空间,也是不可忽视的。巴莫曲布莫曾提出了对具体演述场域的“深描”,即依据演述场域的变化来描写具体的演述过程,由此形成的演述报告应与演述文本同等重要,即最后得到的史诗演述文本与史诗演述报告一同构成学术表述的双重结构,从而使文本阐释具有田野的有力支撑⒆。

  史诗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其口头形式被书面形式所替代,是史诗发展规律所使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亲历这一过程的严谨的学者,应该如何全面继承、保护史诗口头传统,为后人留下具有学术价值及时代烙印的珍贵资料,正是我们面临的值得认真思考的课题。也许,重温抢救扎巴的历史,其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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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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