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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几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歌谣的评价和恩格斯对农民政治歌谣乃至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阶段上人民大众的歌谣的评价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一样)从农民歌谣中看到的，是它们反映了农民群众“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甚至“偏见”，而在工人歌谣中则看到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彻底的革命性和为自身及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自觉性：“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而这种阶级意识，就是在无产阶级尚未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尚未成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之前也是不可能有的。当然，这是与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有关的，因此马克思说，“西西里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阶级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33]恩格斯对西西里亚织工的这次起义也不曾保持沉默。德国大诗人海涅的《西西里亚织工之歌》的写作，不可能不受到工人的诗歌的影响，恩格斯在巴黎读到他的诗，就在给《新道德世界》写的英文通讯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我担心它(指海涅的这首政治诗——引者)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34]
马克思、恩格斯虽不是专门研究民间文艺或民族学的学者，但他们在民间文学领域中的学识的渊博和见解的卓越，实为任何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所钦羡。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甄别、选择他们所拥有的民间文学材料，使一堆杂乱无序的材料为阐述自己的论点服务。他们就其所接触到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基础。
1962年5月29日
(原载《草原》1963年第2期，呼和浩特;收入作者《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学理论建设丛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
[1]这本纪念册中的民歌，一部分已译成中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3]《啊，斯特拉斯堡!》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一书。
[4]弗·库格曼《伟大的马克思的二三事》，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327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5]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关于恩格斯青年时代研究《吉格甫里德》故事的情况，可参阅江绍原先生《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一文，《民间文学》1961年九月号。
[6]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第1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7]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第一卷第204—2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上引书，第207页。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0]同上引书，第54页。
[11]同上引书，第59页。
[12]同上引书，第136页。
[1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有些学者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给神话所下的定义，只把神话了解为对自然(狭隘的)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而忽略了这里所说的“自然”，也包括社会形态在内。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5]以上引文均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11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16]《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4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
[17]恩格斯《吉格甫里德的故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版第2卷第65页，1931年，莫斯科。
[18]转引自【苏联】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1册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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