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推进北京各城区民俗文化志写作，对标志性民俗文化区域之间互动和交流做进一步的深拓。例如，“联村古幡会”的仪式化表演及其信仰圈的形成与发展当从京畿地区的社会文化观照中加以把握，比如宣武区也有擎幡走会的传统。刘铁梁教授提出从京畿文化“三大板块性区域”（门头沟、宣武和朝阳）的迁移对流、城乡关系、多重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来理解本地幡会传承的主要特征，但在这个环节上还展开得不够充分。只有在“跨区域研究”的比较视野中深入探讨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赵世瑜教授提出并论证），丰富和发展首都民俗志写作及其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这一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课题，以实现地域间乃至族际间的文化沟通与文化理解。

第二，“志书”采用绘图、制表、排序、图示的工作方法值得肯定，但尚缺乏将区域性研究案例和历史－社会－文化的归总分析结合起来进行互照阐释的有效手段，因而也就削弱了多重证据法的书写深度和研究力度，比如《门头沟卷》的“京西古道示意图”（第99页）尚未结合长城走向来分析京畿文化与长城内外的区域性文化乃至族际文化之间的沟通、颉颃、协商和交流（此据赵世瑜教授最近在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的观点）；而“潭戒古香道示意图”、“妙峰山香道示意图”和“百花山香道示意图”（第100－102页）在庙宇的分布、香道的走向与城镇／村落民俗空间上的意义关联也未涉及，今后如有修订重版的机会，建议将这些图示性的说明纳入到叙事阐释的呼应中去呈现，以避免图表理论工具意义的流失。

第三，两卷“志书”在写作体例上略有殊异，《宣武卷》所附的“信息提供者小传”当以推广；各卷都当附上地方民俗专用术语的普通话和方言土语的对照表；“手册”和两卷“志书”的英文提要翻译和目录的英译和排版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遗憾。以上这些细节，建议在今后的修订过程中予以修正和弥补。

第四，建议在人文与科技两个维度上采取重大的整合措施，从区域性民俗文化资源的信息化采集、存储、管理、应用和开发等环节继续深化“北京民俗文化志”的工作成果，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实现民俗文化资源及其信息化建设的数字化、数据化和网络化的跨越式发展，高效率地为科研、教学、政府与公众提供所需的信息服务，从而使音影图文资料储备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利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信息共享。

第五，建议北京市文联和相关文化行政部门进一步深化和转化课题组的成果，将课题的书写成果、具体经验、写作方略和工作模型切实推广到当下《中国民俗志》（3000种县卷本）工程的实施中。如果从事“中国民俗志”书写的工作者都能读一读这些成果，相信会避免一些低于上世纪民俗志书写作水平的失误和错置，稳步地推进我们的民俗志撰写和民俗学研究，切实做好当下正在蓬勃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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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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