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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表述范式
“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作为区域民俗志的一种新范式，具有很强的可实践性。课题组在操作上确定了三个原则：1．民俗普查和民俗志书写的时空维度及其界定；2．在“生活文化”或“生活层面的文化”的理解上对各地方民众的生活进行整体的观察；3．认清当下民俗文化的留存状态（刘铁梁， 2006）。针对“传统体例的民俗志对民俗事象的分类写作，存在着将作为整体并具有互释性的生活文化割裂的倾向”，课题负责人刘铁梁在继承钟老有关“民俗志”学术思考的同时，借鉴了民族志书写模式与解释人类学等相关理论，结合《北京民俗文化志·门头沟区卷》的田野调查与写作实践的反思，明确提出了“标志性文化”这一核心理念，倡导实现“以标志性文化统领民俗志写作”的范式，以期提升抢救与保护民俗文化的社会认同，显示出民俗学家强烈的人文关怀与学术自觉。他进而从以下三方面对“标志性文化”的主要特征作出了明晰的理论阐述：其一，能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其二，能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精神气质，具有薪尽火传的生命力；其三，能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等。他认为，“这种民俗志书写也将促进民俗文化调查的深入和研究范式的创新，对地方社会协调发展和增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具有参考价值”（刘铁梁，2006）。
《门头沟卷》的开篇，便在京畿文化的整体观照中来定位京郊门头沟地区民俗文化的特征，即首先从“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点”对这一区域的“标志性文化”做出了精当的概括，同时着眼于乡村─城镇─京城─国家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以下各章，则进入到“民俗生活层面”的具象描写和叙事阐析中。从“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行走在山道上”、“煤业生产与窑神信仰”、“五十八村龙王大会”、“妙峰山庙会”、“联村古幡会”、“山梆子与燕歌戏”、“缘分饼·秋粥节”、“山里头人与山外头人”等独特性的民俗文化事象进行以点带面的勾连。这种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系统搜集资料，从发展变化的观点来把握写作对象的做法，既突出了门头沟地区“相对独立的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又从“山里／山外”或“沟里／沟外”的时空转接中印证了“门头沟各个区域之间形成阶梯状衔接的结构，在整体上与京城百姓生活互相依赖和紧密互动”。例如，由张士闪主笔的“联村古幡会”，着眼于民间记忆、社会历史演进和现实生存情境，从“三村走会”到“两村往来”，再到“五百人擎幡的集体欢腾”，将“民间幡会”作为一个联村仪式表演与地域性文化认同的当代个案，反映了京畿地区的社会记忆有着长久的历史影响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因而在区域性民俗文化传统的保护和研究中有着特定的个案价值和重要的学术空间。“标志性文化”这一书写主题的完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区域性本土民俗生活实践中的文化根脉与民众行为的现实存在。课题组不囿于既有的写作模式，以图、文、音、声并重的田野证据、传承人访谈记录和生动的民俗志观察资料，对既往“摆地摊式”（钟敬文先生课堂语）的平面罗列法进行了自觉矫正，同时也没有止步于域外民族志理论的简单借鉴，而是从中国民俗学的本土立场出发，以机敏而审慎的学理性思考，加之条分缕析的工作步骤，对过去既脱离文化语境又缺乏生活情境的既有写作方式，做出了有力的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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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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