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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方的人类学文化批评并不主张对文化现象作出道德和伦理维度的判断，但是，笔者以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人类学文化批评对于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回归本土的民族志写作意味着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入细致的关注以及田野作业式的描述，有助于与大众传播媒介式的浮泛散漫的叙述区别开来，有助于真实地记录历史与文化的变迁。全球性与历史性的视野有助于当下的文化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对文化现象进行道德、伦理、理性等维度的评判，而且还将从历史、文化、权力的角度进行研究，揭示文化现象与历史传承背后所支配的权力与意识形态，分析当下文化现象所具有的本土文化的自我生成的传承机制，并且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差异的表述困境，以寻求相应的叙述策略，不仅仅引进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而且更注重全球化背景与地方性文化的表述差异之间的关系，摈弃对普遍的概化理论体系的信奉，致力于文化差异的贴切表述，使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既吸取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有用成分，又力图摆脱西方文化批评理论与中国当下具体的文化现象不相适应的困扰，即在充分尊重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认识到全球化的知识背景，强调文化批评的本土社会意识与角色。概而言之，西方的人类学文化批评之所以具有批评的力量，在于他们回归本土的文化研究发掘了人类学自身的潜力。对于我们而言，本土化的文化批评，不仅仅意味着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知识，而且也意味着西方文化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过程。
中国当下的文化批评可以说基本上属于城市生活的文化批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移植，无论是观点、方法还是关注的文化现象。他们没有注意到西方社会的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社会的权力关系已经从政治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转移，大众文化往往深刻地体现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则以一种不同于西方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存在，中国的大众文化既与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共谋，在另一方面却又消解或者对抗着主流的意识形态。由于忽视了这种差异性，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批判方面往往有一种简单粗暴的、道德、伦理的价值判断之倾向。这种文化批评在关注到一种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文化现象对不同人群的不同影响。我们承认，从总体而言，当下中国的文化状态，离开了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历史，就无法理解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新现象。确实如此，当下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与生产关系之中，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大众传媒的力量确实以一种无所不在的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从而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想象，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的人们与生活在广大乡村的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接受所产生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影响是一种均质的状态？况且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过程才刚刚开始，市民社会还远远没有培育起来。当我们以一种平面化的叙述方式和分析策略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是否已经注意到中国本土的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对于同一种文化现象的接受所产生的异质性？对于电视节目中的泳装表演，城市的大众可能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平静地欣赏，可是在广大的乡间，乡民们则可能认为有伤风化。2000年6月9日，在粤西的吴川市，一名乡间医生招请近百名男女着古装为女儿送嫁，其中在送嫁队伍中，有八位举人“扛轿队”（辅轿有：左面“福尔康”和“紫薇格格”，右面有“五阿哥”和“还珠格格”，均为《还珠格格》中的人物。）[xxxii]乡间对于《还珠格格》的理解与接受可能是许多从事文化批评的学者难以想象的。对于这种民间的接受方式我们该如何理解，确实不容忽视。不仅如此，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如果从接受的角度考察，决定了断然以“大众”二字概括受众的片面性，这种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无深度的模式。
不过，在探讨不同受众的不同接受方式及其心理与行为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化本身尽管具有复杂与多样性，但是仍然可以从一些角度切入。文化研究领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一种分类方式，认为中国的文化可以分为上层精英阶层的文化、中层市民阶层的文化和下层农民阶层的文化。[xxxiii]西方的文化研究也运用一些诸如种族、性别、族群、宗教的分类，以使研究更为全面。长期以来，对于文化的研究，我们只是关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知识与思想，而极少对民间的思想、边缘与少数族群的思想予以关注，以致遮蔽了民间的、边缘的思想，湮没了民间的、边缘的声音，“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xxxiv]这种文化理解的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当下的文化现象的启示在于，不仅要对大范围的文化形式(forms)和战略——也就是看起来处于霸权地位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保持高度的敏感，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不同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抵抗与认同。必须认识到，在文化霸权的实施过程中，被支配者的解码与编码功能——主体性——并不因为霸权的存在而消弭，相反，文化霸权的真正实现必须通过将对立方的利益纳入到霸权体系中来。换言之，我们应该设想，假如“研究著作对‘权力’问题的相对沉默，以及对‘历史’问题的完全沉默，将严重地削弱其‘文化’批评的根基。”[xxxv] 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批评应该坚持的维度。Marshall Sahlins对夏威夷社会的研究，揭示了政治的、亲属的、性别的区分决定的对外来文化的回应类型，这种回应能够产生库克船长分裂性的出场，他的生命（在文字上）与维持一种政治宇宙观相适应，由于库克船长的到来，这种宇宙观受到终结的威胁。[xxxvi]也就是说，文化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分类上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应该是意识到本土文化的分类与文化实际状态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性别、族群、宗教或者文化层面等不同分类面临霸权的不同抵抗，也表现在文化具有其核心性与历史性。一旦我们将文化研究的对象着眼于不同的分类，我们将发现 ，日常生活的资源，并不很容易地可以为通行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叙述所解释，因为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具有明显差异性的价值和经验，而且这一领域更应该是关于权力与反抗的宏大的文化形式与战略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总之，文化批评要摆脱目前的表述危机，笔者以为，必须注意西方的理论的本土化过程，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之间寻求切合点，以避免概化的理论体系与复杂的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多元文化的不相适应所造成的“双重殖民化”，在面临中国文化的复杂而多样性的时候，运用历史、文化与权力的维度进行研究，可以避免平面化分析所产生的无深度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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