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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与文化批评
当下中国的文化状况，可谓景象纷繁复杂。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奇异的文化景观。作为批评的话语与实践而存在的文化批评，应该剖析、揭示当下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背景、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学者在从事批评过程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表面看来，当下的文化批评领域各种理论竞相登台，研究对象漫无边际，众多学者对这一鲜活的领域怀有极大的兴趣。然而，我们不得不正视研究现状，面临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化批评领域则呈现出一种表述危机。当下中国的文化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既非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也非中国本土文化的自我生产，所以无法直接套用西方的文化理论，而中国本土的话语又难以寻找到相关的理论阐释；更由于大众文化的诱惑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操纵，许多文化批评沦落为服务于满足大众的消费主义欲望，失去了文化批评所应该具有的批判性、学理性以及人文关怀。
具体而言，当下中国的文化批评的表述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浮泛的现象描述取代了全面、深刻的关于社会文本的本质研究。研究对象的漫无边际，导致文化批评无所不包，呈现出“无边的文化批评”现状，似乎文化批评对所有文化现象皆有一种承诺。更重要的是，现有的文化批评成果大多局限于对文化现象的表面描述，缺乏对某一具体文化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换言之，当下的文化批评者即便存在对文化现象的描述，但缺乏一种人类学视野的田野作业精神，因此也就无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文化现象描述，给广大的读者提供的则是与诉诸于广泛媒体世界的文化现象没有本质区别的表面描述。其次，移置式叙述取代了本土文化批评理论的生成与提炼。中国自称为文化批评的成果基本上沿用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而且比较关注于大众文化领域的批评，固然与大量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批判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有关。大众文化批评的成长，与中国许多学科的成长有着共同的学术历程，目前基本上尚处于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与当下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之间的嫁接时期。这些研究成果的根本缺陷与上述第一个表述危机有着深刻的联系，正是由于缺乏全面、深刻的关于社会文本的本质研究，反过来也就导致了无法形成在此基础上的理论提升，更多的是现象描述的浮泛与西方理论的错位之间的作品，很难就中国本土的现代文化现象作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回应。第三，消费主义倾向的批评取代了冷静理智的学理批评与人文关怀。许多文化批评在大众消费主义趣味的引领下，失去了文化批评所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反而与大众传播媒介一起形成共谋，以媚俗为最终的目的，精英的人文关怀在消费时代屈服于大众的审美趣味，主要体现在“炒评”与“酷评”两种作派，对某一文化现象的炒作行为本身便是为大众消费需求所带来的潜在利益与“轰动效应”所驱使，而所谓的“酷评”则失去了文化批评自身的冷静批判精神以及学理角度的深刻剖析，更失去了文化批评所应该肩负的人文关怀。
以上三种表述危机表明，当下的文化批评并没有真正体现其应有的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鉴于当下的批评现状，清醒的学者已经意识到文化批评的自身困境，开始探讨文化批评的学理分析和人文关怀，试图将文化批评更加贴近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xxvi]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文化批评学科的幼稚而自我约束，画地为牢，我们需要探索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描述某一文化现象的同时，是否对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保持警惕？否则，我们将有可能将某一文化现象的分析脱离了具体的社会事件和存在空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是否与当下民众的生活保持一种深切的关怀？是否使自己的系统理论阐释与现象的描述之间不至于脱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观察社会行动的符号层面——艺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德、常识——不是逃脱现实生活的困境，寻求六根清净的最高境界，而是投身于这些困境当中去。”[xxvii]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所以在文化批评领域大量的成果关注于中国的后现代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对中国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破坏性角度出发。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全球化经济文化以及各种高科技传媒的影响，必将带来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想与文化，从心理与行为的层面改变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但是，对于理性的坚持应该是文化批评的操守，不仅应该看到后现代思想及文化对理性中心的消解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应该看到后现代主张的多元、差异、开放对中国当代社会改革的强大动力。思考当下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如果仅仅认为只是西方文化的殖民后果，简单地将西方的理论移置于中国本土社会文本的分析，而不能冷静而客观地看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则意味着片面地看待现代世界体系以来的全球文化发展，取消了本土文化的主体力量。我们既应该看到资本主义文化一体化的企图，也应该看到本土社会对外来文化的适应。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直为西方支配的迷瘴蒙蔽着眼睛：他们想象，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终会将所有其它文化的历史带入终途。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将巨大的生产力、强制力和毁坏力释放给这个世界。但确切地说，是由于它们根本无从抵制，更大体系的关系和物品也在地方性的事物图式里面寻觅到了富有意义的位置。正如日新月异的事务也要求有一种特定类型的文化一体性一样，在事件中，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亦与已被取代的文化图式相为同步。因此我们不得不去探讨，本土人民究竟如何努力运用从逻辑方面和本体论方面来说都更具包容性（inclusive）的东西来统合他们对于世界体系的经验：他们自身拥有的世界体系。”[xxviii]如果我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文化批评只能是西方文化理论的复制。由于简单地移置西方理论，实际上是用文化置换了历史，中国本土社会正在创造的历史被湮没在全球文化现象的共时叙述之中，相对于整个西方世界，中国本土社会既无历史性，也无当下性可言，有的只是西方文化的简单再生产。
那么，当下的文化批评将作为一种什么样的图景存在，为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文化批评具有的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笔者认为，既然文化批评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产物，我们还是先简单地回顾西方文化批评所走过的历程。或许对当下的文化批评的发展有所裨益。19世纪以来，西方主要的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均可以视为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欧洲社会转型作出的反应。其中，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以及尼采对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大众化自由社会的生活和思想品质进行了自觉反思。这种文化批评的传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则呈现出两种基本的批评类型，一种是站在哲学的最高境界上，作为对分析理论的认识论批评，质疑启蒙运动对纯粹理性及其预想达成的社会进步的信仰，这一类型的文化批评所具有的效用在于祛魅化（demystification），探究潜藏在话语形式中文化意义的利益，揭示支配和权力的形式，常常被称为“意识形态批评”，主要以后结构主义的福柯等学者为代表。另一种批评类型则主要关注于社会结构、文化形式以及日常生活框架的分析，对现代社会的充实感和正统性十分担忧，力图把社区经验的满足理想化，主要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目前的研究已经表现出两种批评类型的融汇，文化批评既关注意识形态，也关注社会生活。在西方，文化批评的出现，还与建构综合性理论的图谋的失败以及原有的知识体系难以解释正在变迁中的世界有关。这一后果导致了西方的文化批评对社会生活的细节之重视，呈现出迈向民族志的学术趋向。[xxix]
在众多的文化批评研究中，人类学的文化批评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给人以深刻的启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人类学文化批评可以说始终贯穿着以下关怀，这就是：文化反思、回归本土与文化自觉。它不仅在一个空前均质的世界中发现多样性的存在，也在对于边缘文化、少数族群、异文化的研究中贯穿了全球性与历史性的视野，换言之，在有关多元文化的叙述的同时，也认识到当代世界的均质化过程所产生的无所不至的影响。当代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两种方法——认识论的批评法与泛文化的并置法——均沿用人类学的基本批评策略，即将熟悉的事物置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惊的场合之中，以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为目的。当人类学意识到原有的以异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渗透着强烈的西方文化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时候，当人类学意识到传统人类学研究中的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原始/进化等二元对立的分析策略不再具有人类学早期对西方社会的批评力量的时候，人类学家开始将研究的眼光从异文化转向了本土的文化批评，而且创作了一大批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关怀的是人类的差异性和不同的族群。……民族志文化批评的，正在于对不同价值观赖以表达和贯彻的历史文化条件进行经验性的探究。”[xxx]所以，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看来，提倡和维护某一社会现实为背景的价值观，不是人类学文化批评的主要目的。[x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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