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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满天下 知音世不稀——刘锡诚先生访谈录
  作者:刘锡诚 王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22 | 点击数:5349
 

  五、民研会的领导刘锡诚(1983——1989)

  背景:1983年9月,周扬将刘锡诚从《文艺报》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在主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期间,他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我国民间文艺界的学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这个工程随后的开展同他的努力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他的一些思考、工作方式也给被称为“文化长城”的“三套集成”留下了特殊的烙印。

  (一)调转航向

  王:您是如何从《文艺报》调到民研会的?

  刘:给钟敬文召开从事民间文艺研究六十年的庆祝会后,散了会,周扬临走叫我:“你来来来,到我车上来。”他把我叫到他的那辆红旗车上去,当时还叫了文联党组的书记叫赵寻,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然后就跟我说:“叫你到民研会去你怎么不去啊?”因为在这之前呐,贺敬之、周扬已经给冯牧讲过几次叫我到民研会去,我表示不去。作协的张光年、冯牧他们也都反对,不让我走。但周扬当面要我去,弄得我一点办法都没有,老领导啊。只好去就去吧,那怎么办啊?钟敬文就曾经跟我说,“那里是个火海,你往火坑里跳!”因为乱糟糟的,闹纷争很厉害。

  王:您主持民研会期间都做了哪几件大事?

  刘:我到民研会去做领导的时候,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学。我首先开了工作会议,又开了峨眉山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搞这个事情(的背景)就是,“十七年文艺”有很深刻的“左”的影响,民间文学界“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排斥异己,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钟敬文,也批了胡风,好几个人。我执政以后提出来要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理论,重要的就是确立唯物史观的指导地区。不能再继续批钟敬文,不能再把民俗学看出是洪水猛兽。我们经常提精华与糟粕对立的问题,现在还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信仰敏感,把文艺与政治扭在一块,直到1982年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闭幕这一天,中宣部和文化部搞一个茶会,招待全会代表,胡乔木,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他作报告,首次提出要解除文艺与政治的捆绑。所以1982年在中国文艺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但我们的文学研究没有跟上,民间文学更加迟钝,不提这个问题。因此,2012年我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长文,以《1982:为文艺与政治关系松绑——记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为题,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12年8月8日),《党建文汇月刊》予以转载,后收在我的专著《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里。

  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开了很多会,而且在深圳开过很大的理论研讨会,因为我从作家协会过来,我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是怎么回事情。但这一点就跟“十七年”执政的人产生了矛盾,他们不肯放弃“左的”在思想和做法,不能接受这个原则。

  1988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体研究要义》,提出了整体研究这样一个学术理念。为什么提出这样的学术理念呢?我在文章里说:“整体研究是前人早就提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整体研究其实就是在事物的联系中对事物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的研究。我们所以提出要在民间文学领域里实行整体研究,是因为我国民间文艺学长期受到封闭的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无论在学科建设上,还是对某种现象的研究上,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割裂事物之间联系的倾向。比如对民间口头创作的研究,由于这种倾向的存在,就不仅放弃了渊源的研究,致使学术界关于原始艺术、艺术的起源与民间口头创作之间的历史联系的意识薄弱,停留在民间口头创作的描述这一浅层次上;同时对民间口头创作与其他相关领域(比如它的孪生兄弟民间艺术)的关系,也表示了不可容忍的冷淡,更谈不上在形态学和功能学上的理论概括了。这种割断事物联系的状况应当得到改正,这种状况不改正,对民间口头创作本质及特征的认识,进而对原始艺术和民间艺术的本质及特征的认识,也就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回答有人对我的批评,全面阐述我的学术研究理念。我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不仅在理论上研究,而且也重视田野,我自从事这项研究开始就多次深入田野做过调查,我不把民间文学看成是民俗的产物和民俗的一部分,但又不排斥民间文学与民俗生活的血肉关联。这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由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的助产士

  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这个工程您都做了哪些工作?

  刘:在我执政期间作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主持上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最早上马,就是我前面提到的1981、1982年的西山会议,延泽民确定了把三套集成纳入民研会的“九五”计划,正好要我到民研会去工作,由我来主持这个事情。一个是制定一些调查编纂规则,一个是确定指导思想。指导思想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认识民间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即民间文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一定时间过去了,老百姓、普通群众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他们会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他们可以不选这个了,而民间文学我们定位为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我们要确定民间文学的文化性质,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说,只要现在老百姓还在传承这个东西,它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能完全把它们变成遗产!

  王:很难想象民研会能做成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大项目。

  刘:我们首先确定的是指导思想问题。然后是发文件,建立各级工作班子。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群众文化团体,要制定一个指导全国各级民研会和文化部系统群众文化部门和文化馆的文件,是一件难事。一个小小的民研会要单独发动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根本做不到!所以当时找到国家民委的副主任洛布桑,他们很支持,因为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普查需要我们支持,但是要文化部参与其事,困难就比较大。我们最早把文件递到文化部后,周巍峙部长批了:文化部不管文学!请王蒙同志研究。后来我钻了一个空子,我找了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司的副部长丁峤,我对丁峤讲,这你得帮忙,丁峤说等周部长出差不在北京的时候你来找我,我给你批。结果就是这样!于是,由我起草了向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的报告:

  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为了采录和保存我国各族人民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使我们的民间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并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我会拟编辑出版三套民间文学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这项工作,得到朱穆之部长和周巍峙副部长的积极赞同和支持。各地闻讯,很受鼓舞。现在许多省区已行动起来,云南率先成立了三套集成的领导班子,并准备普查和搜集。但各地发展不平衡。民间文学作品大量蕴藏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民委已同意共同签发文件,为了得到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和民委的赞助,根据朱穆之和周巍峙同志指示的原则,我们对原来草拟的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民研会三家联合发出的文件又进行了修改。现送上,请予审定。希望文化部领导大力支持,能同意签发此件为荷。此致敬礼!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4年4月15日。

  此件在周部长不在的时候上报,由主管少数民族文化司的丁峤副部长签署,同意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三家联合主办。丁峤批后,由少数民族文化司下发,这个文件是这么诞生出来的。这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4年5月28日联合发出的“文民字(84)第808号”《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通知还附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此前向两部委提交的《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民委、民研会分会:

  为了汇集和编纂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成果,保存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财富,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推动我国民间文学工作的新发展,使民间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和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和《中国谚语集成》。此事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各级文化部门和民委积极给予支持与协助。现将关于编辑出版这三套集成的意见按发给你们,请你们召集并邀请有关部门协商,研究落实方案,组织力量进行工作,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84年5月28日
  王:那周部长最后表示支持了吗?

  刘:当然周巍峙非常支持,周巍峙当时担任国家艺术基金小组的组长,后来也是我们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领导成员。周扬是主编,我意要设立两个副主编,我提名周巍峙和钟敬文为副总主编。因为如果我不把周巍峙列为常务副总主编的话,贾芝会跟钟敬文两个闹,根本没法工作。这样我就把周巍峙列为第一常务副主编,第二个就是钟敬文。这样下来就保证了周巍峙搞七套文艺集成志书时,把我们民间文学的三套集成纳入其中,列为“八五”计划项目,也就有了经费!如果单靠民研会根本不可能做起来!同年,即1986年5月,全国艺术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周巍峙宣布接纳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与其他七套艺术集成志书并列成为“十套文艺集成志书”,并向国家申报列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项目。从此,民间文学集成统归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所属的规划办公室领导,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具体组织实施和负责编审工作。三套集成的编纂工作,由此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时期。

  然后就是培训干部,成立总编委会,成立总编辑部办公室。确定了钟敬文任故事卷的主编,贾芝任歌谣卷的主编,马学良任谚语卷的主编。副主编时由他们题名聘任的。他们不能做具体工作,就是看稿子。所以成立了总编委会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是马萧萧,第二任主任是贺嘉,第三任主任现在还在,叫刘晓路。从普查到编纂,前后25年时间,有20万人参加普查。我虽然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工作,但我没有把自己我列为副主编,我的职责是组织领导、提出并确立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建立组织,服务工作,开会啦、培训干部啦,等。

  第一次培训干部的会议是云南开的。1984年3月17日,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来自14个地州及有关单位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我分别于20日、23日在会上做了两次讲话,阐述了“民间文学集成”编纂工作和“民间文学集成”文化性质有关的思想理论、普查采录、编纂原则、队伍培养等问题。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经省委批准正式成立,是为全国第一个成立的省级民间文学集成办公机构。这次会议是全国第一个以“民间文学集成”为主题的省级工作会议,带有全国“试点”的意义,为全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及其全国普查拉开了序幕。会后,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文联、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发布了《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纪要》。会上的讲话和《纪要》(草稿)发表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云南分会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云南分会编《云南民族民间文学通讯》第4期(1984年5月)上。

  王:您还有一件大事?

  刘:第三件事是主持了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调查和学术讨论。

  根据1986年中国芬兰文化协定的有关条款,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和芬兰文学协会(会同北欧民俗研究所、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部)于1986年4月4日——15日在广西南宁市联合召开了“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研讨会”,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了“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这是一项牵动人数较多、组织工作复杂、包括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多项内容的大型国际双边文化交流活动。这项活动在中国文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文联、民委、三江县委和人民政府、三江县若干村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指导、协助和支持下,经过全体到会代表和全体考察队员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样的双边国际合作,是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我国民间文学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最初是1983年9月芬兰文学协会主席劳里·航柯教授首倡的。1985年10月,趁劳里·航柯由马尼拉去东京途中顺访北京之际,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代表、副主席贾芝和我以及书记处书记贺嘉,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代表、秘书长农冠品,与芬兰文学协会代表、协会主席劳里·航柯在京进行了会谈,就1986年4月在中国广西南宁市和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民间文学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达成了协议,两国三方于10月16日通过了《1986年中芬学者联合进行民间文学考察及学术交流计划》。

  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于1986年4月4日—6日在南宁市西园饭店举行。应邀出席研讨会的正式代表67人(其中芬兰代表团5人)。中国方面62名代表分别来自中直系统各单位和13个省、市、自治区的民研分会、大学、研究所和群众文化机关。大会上宣读了25篇学术论文(其中芬方8篇)。由于时间的原因,另有7篇论文只向大会提供而未能安排宣读。研讨会围绕着六个专题进行。这六个专题是:(1)民间文学的普查与保护;(2)民间文学的实地考察方法;(3)资料的保管与档案制;(4)民间文学的分类系统;(5)对民间文学的广泛兴趣;(6)民间文学的出版和利用。这六个专题既是我国民间文学工作中,特别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工作过程中目前遇到的和即将遇到的迫切问题,也是国际上为民间文学界所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1985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政府专家特别委员会所起草的文件,以及10月份在索非亚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大会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有关民间文化的保护的问题。因此,这次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的议题和论点,是与国际民间文学界息息相关的。

  4月7日,开始在三江进行实地考察。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中青年民间文学学者和5名芬兰学者组成。中国方面考察队员分3个组分别到林溪点(皇朝寨、岩寨)、马安点(马安村、冠洞村)和八江点(八斗小、八斗大、八江村)进行田野考察。林溪点考察组组长是乌丙安(辽宁大学教授)、杨通山(三江县文联主席);马安点考察组组长是祁连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室主任、副研究员)、马名超(黑龙江师大副教授);八江点考察组组长是兰鸿恩(中国民研会副主席、广西民研会副主席)、张振犁(河南大学教授)。以劳里·航柯教授为首的芬兰学者5人、中国学者贾芝、中国民研会两名青年学者和两名翻译为第4组,该组没设具体考察点,而是根据考察计划,在三个考察点范围内安排考察项目、流动考察。

  此次民间文学考察是一次科学考察。这次考察与过去的历次考察不同的地方,除了参加者来自两个操不同语言的国家的学者外,最大特点是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包括录相、录音、摄影)和科学方法,记录活在群众口头的民间文学作品,观察研究民间文学作品在群众中活的形态和讲述人在讲述中的作用、特点,探讨民俗、风情、文化传统对民间文学的形成、变化的影响,研究侗族传承与现代文明、与其它民族的传承的交融现象,等等,从而研究民间文学的规律与特点。根据县文化宣传部门提供的170名左右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故事手和歌手名单,各考察组的队员们在考察过程中又不局限于此,而是扩大线索有新的发现。诸如在调查歌手传承路线时,发现了不少未在县文化部门提供的歌手名单中的歌手,在调查故事的传承路线时,发现了“故事之家”,同时,也发现某些故事手并非民间故事讲述者,而是民间说书人。考察中,一些队员深入到村民中间,对鼓楼、风雨桥、木楼等建筑在修建、使用上的民俗现象作了大量有价值的调查。一些队员注意到歌手演唱“多耶”、弹“琵琶歌”时的手抄汉字记侗音的歌本,并对其来龙去脉作了调查,并摄有照片资料。一些队员根据侗家爱歌、爱讲故事的特点,对整个寨子乃至乡的文化背景作了深入的调查,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诸如:转世观念、鬼魂观念、文化断裂现象、机智人物故事中阶级对立不明显的情况,及鼓楼的文化地位问题等等。一些队员对侗族古老的“款词”做了详细的采录工作,并就它的传承及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

  (三)民研会的初心

  王:我的感觉,现在民间文学的研究力量都在高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似乎离我们比较远,听起来她像是一个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人的自己组织的协会,说起来是一个为民间文艺家服务的组织,实际上又像是一个领导机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您是怎么看待民研会到今天的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个组织的?

  刘:这是我一生经手做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情!但这是很无奈,没有办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俗文学、大众文学发展很快,在香港的武侠小说的影响下,民研会的队伍中很多人写通俗小说,像江苏的马春阳,天津的冯育楠,都是写通俗小说的嘛!而中国作家协会又不管这一块,也不吸收这些通俗文学作家入会。这就给民研究会的增加了很大压力。所以1986年11月6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届二次理事会上,经过多次协商,做出了更改会名为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决议案,上报中宣部等待审批。我在这次理事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说:“理事会期间28名理事提名更改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议案,经常务理事会讨论提交理事会讨论,并已作出了更改会名并提交第五次代表大会追认的决定。关于更改会名的问题,酝酿已达七年之久。在各分会的工作中,大家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是研究会的地位影响到工作的开展和干部的福利待遇。因此,更改会名是人心所向。但是,我们从驻会工作的角度,也想提出几个问题供理事同志们和各分会考虑。第一,根据会章规定,会章修改权归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是无权修改会章的,特别是更改会名这样重大的问题。更改会名意味着对现行的会章要做全面的、根本性的修改。第二,更要会名意味着成立一个新的单位,撤销一个单位,必须事先向有关领导机关申报批准。理事会之后,我们立即向有关领导机关申报,在未获批准之前,不得自行公布和使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称。第三,理事会的决定必须提交第五次代表大会追认。”1987看5月,中宣部批准了我们的报告,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继承传统”。什么是民研会的初心呢?应该是1950年郭沫若、周扬他们在成立这个研究会时的讲话。郭沫若讲了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是五个宗旨:(1)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加以传播;(2)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3)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5)发展民间文艺。20世纪50年代,名称叫研究会的不光是民研会一家,舞蹈叫舞蹈艺术研究会,曲艺叫曲艺研究会,当时都不是协会。民间文学当时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家”,主要是搜集研究嘛。

  王:改名以后有什么不同?

  刘:中宣部批准研究会更名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87年5月14日召开了工作会议,我代表书记处在总结发言中专门谈了更名后的几个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改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后,怎么工作的问题。这是这次会上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钟敬文主席、马学良、贾芝、刘魁立副主席都讲了话。大家共同的意见时,民研会改成民协以后,工作性质不变,而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将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一个单位的工作的内容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时间不同、条件变化,它的工作就可能、甚至应该进行调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我们的情况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吗?过去,研究会队伍的主体,是民间文学研究者,这几年发生的变化,大家是都感觉到了的,不能仅仅局限于搜集研究者了,大量修养有素的民间艺术家的被发现,充实了民间文学界的队伍。那时,研究会会员只有200人,现在已经发展到1800人了。再加上分会会员,已经不是个很小的队伍了。即使是研究队伍,也大为扩大了,现在有43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科院、文联、艺术馆和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民间文学研究组(室)。应当讲,在大多数(不是全部)省、市、自治区,民间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界。

  工作对象(范围)也发生了变化。五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之初,它的工作范围是收集、研究我国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过了不几年,随着几个艺术家协会陆续成立,逐步把民间艺术分割了出去;把民俗研究批评为资产阶级的学问而拒之门外。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对象(范围)仅仅限定于民间文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几个教授发表了宣言,要求重建民俗学,这几年民俗学又了很大的发展。随着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整体研究的被学界认可和发展,对民间文艺的理论研究,已经逐渐克服了“割裂”研究的片面性。上海、山西等分会带头,把民间艺术的收集研究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范围之中,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相应地,有步骤地吸收一部分有成就的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是事业的需要,时代的要求。特别是在今天,大家普遍感到需要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传统的时候。

  工作方式上的变化。民协,首先是一个以搜集、研究民间文艺为其任务的群众性文艺学术团体;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和联合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团体。它的工作,包括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出版、保存、展览和推广利用。但是,过去作为研究会,只是把机关这几个人管好就行了。今后,应把着眼点放到会员、放到这一界,放到“协”上来。会员有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团体会员除了个省市自治区的分会外,还有几个学会。协会和研究会,在工作方法和重点上应有所不同。五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主要是办好刊物,出好丛书。那时,出了《民间文学》杂志外,还有一个采编部,编了一套“民间文学丛书”。那时研究部人数虽然不多,也出了不少书和内部研究资料。三中全会以来,会的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拓展,创办了学术理论杂志《民间文学论坛》和专业性的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分会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对外联络交流工作也打开了局面。特别值得一说的,我们挑头,在文化部、国家民委支持下,组织全国民间文学界搞普查,编纂三套集成,这是一项巨大的组织工作。今后还要出书、出刊、组织研究,这仍然是基本的工作方式,但也要多组织些学术性的活动,采风、参观学习、疗养、读书、写作等福利工作,筹措基金抢救、弘扬民族文化,等……”

  有一点改变,民间文艺家协会要吸收一些民间艺术家、讲述家入会。过去不是的,就是搜集者、研究者。会员由原来的800人增加到2000人。在工作内容上、工作方法上没有什么改变。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有决议的。

  民研会存在的问题,是专业的研究人员很少,特别是领导层!每换一届领导,他都按照个人的理解来做,我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下来的,现在已经到第十次代表大会了,其中换了好几个主席,都不是研究这个行当的,他们个人喜欢什么就搞什么,这样就没有法定的限制。会章可以按照我们的理解来修改,真正的初心应该是周扬和郭沫若他们创会时的初心。

  说到底,在民间文化领域里边,只有民间文学最直接的反映老百姓的意见,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这些方面,是直接的表现形式,它们对老百姓价值观的反映,一定程度上是带有普适性的,上一代讲究“孝”,下一代也讲究“孝”。报恩问题,本尼迪克特写《菊花与刀》讲中日两国恩义的差异。就是我们动摇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动摇了。孝的问题最明显,现在,大家都承认孝,在民间作品里是有普适性的。就是说,反映中华民族精神,集中反映中国文化精神,就是民间文学。

  去年我们开了讨论抗战歌谣问题的座谈会,很及时,但不充分。关于长征的问题,红色歌谣的讨论也不充分。1958年我第一次到江西,找到了瑞金革命圣地出版的小册子,叫《青年实话丛书——革命歌谣》,当时我全文抄下来,那时连复印都没有啊。回来在民研会翻印了,都存在那里,而且把“前言”拿到《文艺报》发表过。我觉得革命歌谣这类民间作品是我们应该弘扬、研究、继承和发展的。抗战歌谣,北京做得好一点,出了两本,都叫《京西歌谣》,别的地方都没有做。“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省卷本出了90卷,洋洋大观,是中国有史以来没有出过的,为祖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了巨大贡献,载入史册,我们这一代人感到自豪和骄傲,但“三套集成”的结束期是20世纪末,这之后,从全国来说,搜集工作没有继续下去。

  王:那近年来这个工作有接续和进展吗?

  刘:几天前,2月23日,中国文联召开了实施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座谈会,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意见》所规定的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工程问题。《意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指出作为“民族的血脉”和“人民的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在我国当前所处的世界格局和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求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激发其生机与活力。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以民间文学搜集研究保护为主要业务指向的专业社团,承担《意见》中规定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赋予的光荣任务,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采录工作基本完成于1987年9月(少数省少数省区未完成普查,延长了一些时日),全国开始进入编纂阶段。也就是说,20世纪搜集出版的民间文学活态记录材料,基本具备。但21世纪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但这十五年间流传在口头上的民间文学作品,除了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研究中心和社科院民族文学所联合开展的“百部史诗工程”,搜集记录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外,其他民间文学门类的材料搜集采录和出版的不多。我两次参加文化部非遗司组织的督查工作,走过陕西、山西、江苏等几个省多个县,只有延安的一个县的干部的记录本有民间文学的记录。因此,编纂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大系,必须建立在新一轮的全国普查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的全国普查势在必行。

  (四)对民间文学学科的于心不忍

  王:民间文学的学科还是一个小学科。

  刘:我觉得,轻视民间文学,把民间文学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境地,我们前辈花那么大的力量,培养了那么多学生,建立了这样一门学科,把它降低为三级学科,我实在于心不忍。现在也有好多人写文章,但是教育部的有关负责人在这一点上是糊涂的。我曾经找过社科院文学所的张炯。张炯说我们社科院没有动摇,国家社科基金,他们那个办公室,仍然在文学里边有这个项目,只是教育部系统把这个事情搞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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