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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满天下 知音世不稀——刘锡诚先生访谈录
  作者:刘锡诚 王雪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7-22 | 点击数:4618
 

  三、文艺工作者刘锡诚(1957——1977)

  背景:大学毕业后,刘锡诚曾先后任职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也担任过新华社的记者和编辑。1977年6月,刘锡诚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做编辑,任评论组的组长,次年参与了恢复中国作家协会和复刊《文艺报》的工作。这期间他与江绍原、钟敬文等文化人和学者有了交往,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友谊。

  (一)与江绍原、钟敬文的交往

  王:您毕业后踏入社会,就跟民间文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期间和一些老一辈民间文艺家有过交往吗?

  刘:江绍原在世的时候,和我关系非常好。江绍原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他20多岁上就成为北大的教授!《歌谣》周刊时代,被推荐为“风俗调查会”的主席。远远超出于像我们熟悉的这些人的水平。他写的《发须爪》《中国古代之旅行》这些书,观点独到。他老年时还每天到图书馆,人了不起就是了不起。全国解放后,他自学了俄语,翻译了不少苏联民间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如《塔吉克民间故事集》(1952)、《哈萨克民间故事》(1954)、《印度民间故事》、《西非神话寓言动物故事集》(1957)、《鹦鹉讲的故事》(1958)等。同时还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出版了苏联民族学家们的多人合集《苏维埃人种学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布宾诺夫等著《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等。他也不把我看成小孩子,他还帮我在科学出版社出了书,1959年出的(译著《苏维埃民间文艺学四十年》——整理者注)。我约他撰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把一篇研究恩格斯的《德国民间故事书》的《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龙鳞胜和》交给了我,我提交给《民间文学》杂志,发表在该刊1961年第9期上。

  王:您在生活中和他交往多吗?

  刘:我常常到他那里去,他很有学问,但非常平易,他的儿子在50年代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的家庭很凄惨的。就一间屋子,当时鲁迅离开了八道湾以后,最外头一间房子,一进去以后,南房是周作人住的,北房他住着。就是一间屋子!他的二儿子就在当屋的一个床上,他妈妈每天去图书馆给他借书来。“文革”后,他在商务印书馆任编审和顾问。他逝世时,我正好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刚办了手续没有多久,商务的领导要我给做的悼词。江先生一生追求进步。抗战时不忍离国他去,不任伪职,过着清贫的生活。抗战胜利后,参加1946年的地下党组织的反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大会,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拼死争自由》的文章。商务印书馆起草的《悼词》中说:“江先生在解放前国家民族遭受严重危难时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表现了民主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充满信心。”江绍原身后留下的书不是很多,但都是很珍贵的,包括北大早期的《国学门周刊》,上面写着,他送给周作人的,周作人送给他的,毛笔字都写着。我让王文宝去把他的这些书转赠给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我特批了500块钱给他家里。这些书一部分交给民研会了,在民研会保存着。王文宝大概也拿走几本,他自己编辑出版了,记得天津的渤海湾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迷信信仰》。

  王:您大学毕业后在民研会就与时任常务副理事长的钟敬文有接触了,20世纪80年代后,又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上成为同路人。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眼中的钟敬文吗?

  刘:钟敬文最早是散文家。抗战时期他加入了部队,做记者写过报告文学,转战在华南地区。后来他到了大学,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时候主编的第一本杂志叫《民间文艺》,一共出了一年。后来不出了,改成《民俗周刊》。钟敬文从一个文学家转到搞民间文学。(20世纪)30年代到杭州后他也要搞民俗,但是严格来讲,他是一个文学家出身的。他去日本学习回来以后,他更重视德国、法国的经验。过去我不认识他,但我觉得他在文艺界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在抗战晚期他跟一些进步人士逃到香港,因为国民党当时迫害他们。在香港组成了达德学院,他在达德学院当教授。学校以外,他又成立了中国方言文学研究会,讨论用方言研究民间文学的问题。

  王:您在《文艺报》工作时发过钟先生的稿子对吗?

  刘:1978年恢复《文艺报》以后我是编辑部副主任。那个时候我想发表钟敬文这个左派写的东西,我就到钟敬文家里去约他的稿子。他给我一篇大概是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的《民间文学谈薮》这本书的序言。我拿了就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当时我没有用他原来的题目,改成了《民间文艺生涯六十年》。正好这一年(1983年)他是80岁寿辰。现在经我改的这篇原稿我还留着,发了这个稿子以后,我同时给胡乔木和周扬各写了一封信,我说,党外民主人士钟敬文今年80岁,建议你们给他写一封信,对他80岁表示祝贺。胡乔木有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但是周扬接到我的信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延泽民(此前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民研会的事,我跟延泽民说,钟敬文80岁,咱们是不是给他搞一个庆祝会?因为我们共产党不主张搞祝寿,我就说他是民间文艺60年,搞一个活动。他同意了。人都是我请的,因为他们都不了解这些人。我请了对外友协的主任林林,请了林默涵,请了周扬,我还亲自跑到新华社去请了文教记者郭玲春。林默涵还问我,你怎么又管起民研会的事来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到了《文艺报》了嘛。

  钟敬文来了以后,周扬就问我,你问问钟老,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先生好?我就去问钟敬文,我说,周扬同志问你,是称同志还是称先生啊?“称同志!”,他说。我就去把现场那个会标上的“先生”改成“同志”。就在这个会上,周扬讲话,后来《民间文学论坛》的杂志发表了周扬给他的信里边的两句话,评价他:“成就卓著,众所共仰”。

  王:哦!原来是这样开始交往的。

  刘:是,我跟钟敬文通过这件事才认识了。我的老伴(马昌仪)第一个研究钟敬文,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曾经到他家里去做访谈。后来因为钟敬文的学生太多了,在西山的会议回去以后,他们对我有意见,张紫晨就说,你还挑一个旗帜?我们开完这个会,他们回到北师大又接着给钟敬文开了一个会,照了一张相,其中外人只有一个人,贺学君,其他全是北师大的。就说我来夺他们这个旗帜。张紫晨、乌丙安他们都是这个看法。所以我老伴儿她就把他开了头的钟敬文研究放下,不再继续研究了。

  但是钟敬文和他老伴儿跟我们关系非常好,因为过去我发表的比较好的文章有几篇,一个叫做《钟馗论》,钟敬文看到后,收到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50年》里,他在《前言》里专门提了这篇文章。我还写过一篇《歌谣搜集的首倡者》,钟敬文看了以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很高兴,收到他那个书里。他写的《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那个打印稿,小本本,他给我送过来,叫我谈意见。那时还没有公开出版呢。

  王:您之后和他还有哪些交情?

  刘:钟敬文对我呢,是很器重吧。1998年我63岁生日那天,他和马学良两个人跑到我家里来看我。就坐到这个沙发上!那时他已经95岁高龄啦,你想想,他对一个晚辈……2013年在追思他诞辰110周年的会上,我作过一个追思他的发言文章叫做《一个愿意做泥土的人》。我说:钟敬文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本师,却是我所崇敬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骨子里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想象。他曾对我说:“我死后,在我的墓碑上,就刻上‘诗人钟敬文’!”他在一首诗里写道:“几株黄落及霜天,触履沙沙一恍然。舍得将身作泥土,春风酬尔绿荫圆。”他的“舍得将身作泥土”的献身精神,始终鼓舞和激励着我。受他的道德文章所感,在他健在时和逝世后,我先后写过好几篇散文和纪事,表达我对他的崇敬、倾慕、评价和思念。计有:《莫道桑榆晚》(《深圳特区报》1992年6月22日),《钟敬文的杭州情结》(杭州《文化交流》1998年第3期)、《西湖寻梦》(《钱江晚报》1998年6月13日),《步履蹒跚到百年》(《热风》2001年12月号),《仄径与辉煌——为钟敬文百年而作》(纽约《中外论坛》中文版第1、2期),《送钟先生远行》(《文艺报》2002年1月26日)、《与大山同寿》(天津《今晚报·今晚副刊》2002年2月1日)。他这样一位愿做泥土的人的学者,对我这个后辈,非正宗的学生还是很看重的。钟敬文晚年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亦师亦友,堪称莫逆之交。

  (二)下放与改造

  背景:在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思潮下,刘锡诚都亲身经历了数次政治运动。1960年他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劳动锻炼,“四清”时期到山东曲阜“改造”别人,再次成为农民。

  王:您在大学期间就入了党,也是学生干部,家庭出身也好,可是也接连到内蒙古劳动锻炼,到河北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再次接触农村对您的人生道路选择和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刘:我在大学里第二年就入党了。因为在大学里边我跟城市学生没什么交往,我所能交往的都是干部转业的、参军的这些人,跟我比较友好。应该讲,我的出身也没有什么问题,我1950年就入团了,54年就入党了,我也是学生干部,还可以。但是到了工作单位以后啊,我们生活的时代恰恰是毛泽东主席很重视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不断地搞运动。

  王:您工作三年就到内蒙古去了?

  刘:对,我第一个经历就是1960年下放到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去的时候七个人,其中有几个人就是单位内定不要的人。张敦同志原来是办公室主任,中宣部的干部,是早年时候的归国华侨,老牌的共产党员。但反右的时候他上万言书,中宣部把他精减下来,放到民研会来做工作,他是一个。还有一个女同志,进城之前在东北就当过区长,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这个,1959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很重要的一年,我的家乡在1958年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怎么进入呢?就是男女分开,女的一拨住在一起,一块儿吃饭,男的一块儿吃饭,分开了,家庭没有了,个人的锅灶都砸了。我的伯父,伯父的女儿,即我的堂姐姐,他们都是在59年饿死的。我自己的妹妹大便时掉到粪坑里头。

  所以在1959年开始的反右倾运动中,要检讨、受批判,党内检讨、批判。运动结束后,我就被下放了。下放的地点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达拉特旗。这次下放是带户口下去的,北京户口被注销啦。到公社办手续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36斤定量改成29斤。我立马从一个国家干部变成牧民、农民了!我先是在草原地区的一个蒙古族的家里住着,后来旗里把我调到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子去当生产队长。1960年是三年困难的第一年,全村人没有粮食吃,我有责任啊,每天晚上下工以后,村民就要到那个队房外头排队领明天的粮食,国家给的粮食,一个人几两,一家给你两斤、三斤粮食。当着面过秤称了,这就是明天的口粮。

  王: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吗?

  刘:把我们这些干部放到鄂尔多斯高原去劳动锻炼,不知道是什么人、怎么决定的。刚出发,我们的态度是很高昂的,记录经历过很多的考验,第一个考验,是在包头下了火车,走到黄河边上,要渡黄河,而这时正是冰封开化、大量流凌涌流而下的时期,从北岸到南岸足足有十里地远。我们没有渡河的船只,只好扛着行李下水踩冰过去。第二个考验,是生活考验。1960年始三年困难第一年,缺少粮食,强调“瓜菜代”,老百姓有瓜菜代,他们可以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弥补粮食的不足,我们没有啊。我住在一家以畜牧为业的家里,和他的全家睡在一个炕上,他们也不种庄稼,靠养羊牧羊为生。我的心情逐渐变坏了。领导上也觉得我们在牧区下放不行了,便把我们调到农业区的生产队去。我当了大圐圙村(生产队)的队长。但我每月就只有29斤定量,而我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天与村民们一起下地干繁重的体力活,锄地呀、抢收呀,而我却没有瓜菜代,天天吃不饱。与我合作的那位名叫张达的副队长,他是另外一个村子的农民,他看在眼里,很同情我,就领着我到他家里去拿些咸菜副食来给我吃,让我度过了缺粮这一大关。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王:接触的过程中接受和感受到了来自民众的情意。那你们对当地有贡献吗?

  刘: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是我们的任务,但我们还是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了些事情。譬如,配合宣传,我们到过各公社去采访调查好人好事,研究当地的历史文化,撰写了一部30多万字的《高原骏马》。为此,我去过远在库布齐沙漠边上的解放滩公社调查采访,进过沙漠,增加了很多见识。又譬如,我们向旗委宣传部建议,把当时流浪在包头打杂工、讨饭吃的青年作者贺政民在旗里安排个工作,旗委宣传部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贺政民的长篇小说《玉泉喷绿》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韦君宜同志的重视,给予出版,并在《文艺报》上写了评论文章。我自己,在旗里也被评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奖给我一个笔记本,至今我还留着。一年后,我有幸被单位调回来继续工作了,重新登记了北京户口,作为历史记录,我的户口本上写着1961年从内蒙古迁来。

  王:之后又去哪儿了?

  刘:第二次就是1964年的“四清”。参加四清不是纯粹锻炼,主要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去清查和改造别人。我在山东曲阜孔村公社担任队长,但我那时候也带有严重的“左”的思想,在村里整那些有错误的农民和干部,把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农民当成是路线斗争,当成是反社会主义的。但我住在老百姓家里,和他们个锅里吃饭,同样会参加劳动,我也帮助他们怎样种好地瓜。在曲阜前后一年多的时间。

  王:知识分子改造,是个老问题。

  刘: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啊,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当年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要检讨、批判。下放劳动只是一种方式。像我们下放鄂尔多斯,连户口都带下去,下去以后啊,就把自己完全当成农民了。在底下干活,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表演,得真干。在民间,时间长了,既了解了农民,也变成了农民。在内蒙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还能回到城市、回到机关里来。事实上,有几位同事,就没有被回收到原单位来。

  有一次,我生病了,去包头看病,过黄河后,住在夜店里。过去我们读高尔基的《夜店》,只是想象农民在夜店里是怎么回事情。这次到包头看病,真的住进了“夜店”——马车店,就是像个礼堂那么大德房子,住在地上,躺着的,坐着的,光着身子的,穿着衣服的,男男女女都在一起,从夜店看到了在夜店里老百姓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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