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评介

　　张余老师是山西省交城县辛南村人，曾在吕梁地区文教局、群众艺术馆、党史研究室任职。1985年调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我真正和他相识是1986年的事。那年3月，山西省民间文学集成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我聆听了山西省文化厅、民族事委员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山西省文联等各位领导，对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普查、采录、编辑、出版等的安排。因为具体业务是张余老师负责，我俩除了在会上相识外，会后我又带着许多弄不懂的问题，到水西关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闲聊，从此我俩结下不解之缘。

　　为了更进一步地贯彻落实集成工作会议精神，我在取得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支持和重视的同时，发动全县民间文学爱好者，对全县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进行地毯式的普查、采录、整理、编辑、出版。在他的指导下，《朔县民间文学集成》在全省率先保质保量地完成，并且还发现和挖掘出民间故事家尹泽讲述的故事和演唱的歌谣。特别是尹泽故事、歌谣面世后，张余老师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首先对尹泽故事、歌谣的文学欣赏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加以肯定，并在《民间文学论坛》杂志上撰文称“他（指尹泽）讲述的故事，就是不识字的作家的作品。”在张余老师的倡导下，于1987年10月，山西省民间文学集成选编工作会议在朔县召开，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顾问马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许钰到会祝贺，并再次对《朔县民间故事集成》和尹泽故事、歌谣加以肯定，对雁北地区和全省的民间文学集成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2013年春天，因为我有编辑《朔县民间文学集成》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的资历，应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之约，参与编辑《山西民间故事大系（晋北卷、晋西卷）》。从1989年冬天开始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到2017年11月《山西民间故事大系》出版发行，整整28年。其间我俩数十次相聚太原或北京，参加许多集成工作会、选稿会、审稿会、终审会或选稿、编稿、分类、核实、校对，样样都在他的指导下进行。除此之外，在完成上述两项任务的间隙时间，我俩共同切磋、相互鼓励、研讨、钻研学术问题，撰写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论文。每次会议除发放的文件、资料外，他凡有新著出版、论文发表或在京和外地专家的赠书，他必送我一本，让我阅读，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同时还和我一起拜访了钟敬文、贾芝、许钰、刘锡诚等老一辈民俗学工作者。就连到北京、沈阳、石家庄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研讨班以及赴香港、澳门（那时候还没有回归），泰国进行学术考察，我俩都是结伴而行，一起食宿。

　　二十八年来，我俩会同张四维、李维嘉、杨进升、赵寅君等同志完成了这两项重大科研项目外，他还出版和发表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基础》（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7月版），和曹振武编著《中华民俗大系、山西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和《晋南的神话与传说》《文化氛围与人格模型——关于民间文学与现代生活的思考》《秦晋伞头秧歌概说》《赵树理的创作与民间文艺》等等学术论文。我采录的《真假巡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尹泽故事歌谣集》（山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山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朔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1994年编印内部发行）结稿后，他亲自为我联系出版社，使这两本书得以出版。曾得到钟敬文、冯骥才、刘守华、柯杨、杨利慧等专家学者以及台湾、日本学者陈益源和千野明日香的评介。在赵中悦主任的资助下，我的又一本民间故事集《蜜蜂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出版了，我给有关民间文学专家寄赠，刘锡城、陶立璠、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祁连休、冯志华、刘守华等分别给我发短信或打电话，说我在搜集民间故事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三本都是张余老师写的序，其指导、帮助不待多言。有一次我去太原住宿的招待所离他家不远。一天早晨，我俩在汾河公园散步，谈到现在有些人对我的行为不理解，遭人鄙视，他说：“人各有志，你采录的《真假巡按》《尹泽故事歌谣集》《蜜蜂记》，你主编的《朔县民间故事集成》等等，这不是最好的财富吗？”

　　民间文学不同于书面文学，作家书面文学作品本身有固定不变的原文，民间文学很多都是口传心授，所以传承者的心理机制造成变异性，“除了由于各族的文化交流互相影响之外，就是各族经历了共同的历史阶段”（许钰编《民间文艺学参考资料<第二集>·356页，1982年6月）。在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时，曾编制过20多个常见故事类型索引附于书后。此后我又读了刘守华先生寄赠我他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一书，书中还引用了几篇尹泽的故事，我就产生了编撰《山西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版）的想法，就给张余老师打电话，询问现在有没有人搞这项工作。其实张余老师2003年接到刘魁立先生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编写指南》就接受了这一课题。他从2004年开始着手编制该索引，断断续续编写情节卡片，归纳类型，初步建起该索引的框架。我和他谈起这个问题，他说：“好，咱俩合作吧！”因此从2008年开始，我俩分工合作，从县卷本中，一本一本地概括母题，拉出条文，抄写卡片，认真核对，科学归类。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俩对山西各地民间故事口述记录、手抄本、各种印刷品以及《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山西卷》等，用最传统的方法抄写出13500故事情节卡片，总结出神话、传说、故事3个大类，16个中类和1205个故事类型和次类型。刘守华先生在《湖北大学学报》载文，以《走向故事诗学》为题说，“这就是一种眼光内向、筑牢根基的故事学建设工程，也是对构建中国民间文艺学具有深远价值的著作。”在编辑《山西民间故事大系》的时候，他告诉我《山西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和大系一共6卷，一同出版，我的心里由衷地高兴。他又说：“等这一套书全部出版了，再到中国民间文学总集成办公室借上各省、市、自治的卷本，再编《中国民间故事情节类型索引》，你看行吗？”我说：“不用借，我把29个省、市、自治区的卷本都买下了。”共32本（其中新疆、云南、四川是上下2册，重庆和四川还未分设）。当时我并没有什么目得，只是喜欢这些书。不巧到时候都用上了。于是我从2016年秋天白露节那天开始，从省卷本中概括情节、抄写卡片。有一天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我有病了，不能和你一起再搞‘索引’了。”我的心里非常难过。他在病重期间还给有关故事学专家寄赠“索引”，经常在视频中和我谈论“索引”出版的反响。老师，您虽然走了，您的音容笑貌还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您对山西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巨大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完成您的遗愿。老师，请您安息吧！

　　2021年元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