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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保守与激进:委以重任的近世歌谣——李素英的《中国近世歌谣研究》
  作者:岳永逸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1-25 | 点击数:6555
 

  五、冲撞与调和: “弱”女子的艰难

  李素英的歌谣研究基本取径是胡适等人力主的文学路径。在努力摘掉歌谣的“民间文学”或者“民间文艺”这个“贫困户”帽子的同时,她还要给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添砖加瓦,以促成一种“完美的新诗”的产生。活态的歌谣仅仅是完善文人新诗的源头、养分,是历史的,更是她自己所言的“旧诗词与新体诗之间的一种执中的诗体”(李素英,1936a:152)。此时,李素英在践行、推进着胡适的理念,是胡适的信徒。可是,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由于常常触碰到她因自小飘零而自强、敏感的神经末梢,顾颉刚之激进、革命的家国情怀又不由自主地洋溢在论文的字里行间,及至在她所预言的新文学的趋向中,几乎全是顾颉刚摇曳而伟岸的身影。

  关于顾颉刚对自己的帮助,李素英写道:“就这篇简略的东西之得以完成,也全赖颉刚师的指导、鼓励、督促和帮忙。蒙他不惮烦琐,常常借给我参考书籍,为我改正许多错误,并润色文字,费去不少精神与时间,这是我非常感激的,特地敬向颉刚师致最深的谢意。”(李素英,1936a:2)不仅是事无巨细地指导李素英的论文写作并审读,顾颉刚对李素英的提携还是多方面的。

  在1933年到1937年的日记中,顾颉刚提到李素英共计有92次,包括相互拜访、同游、同席开会、聚会宴饮、书信往返、修改李素英的文章、合作编书、奖学金评定与发放、介绍工作,以及话别等(顾颉刚,2007a,2007b)。事实上,让李素英作为复刊之后的《歌谣》编辑也应该是顾颉刚提名的(顾颉刚,2007a:446,449)。至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这三年,顾颉刚是李素英最受信任的师长。1934年10月28日,顾颉刚提及他收到的李素英信之内容:“道其十余年来筹谋学费之痛苦,明年不得不出而任事,以偿旧债。彼云此等事从不向人谈,即极帮忙之冰心亦未深知。”(顾颉刚,2007a:253)正因如此,即使数十年未曾谋面,李素英依然三言两语就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顾颉刚的口吃、失眠、夫人搥拍入眠、勤奋、博学、和蔼等生活细节与性情(李素,1977:143-150)。

  整篇论文从头至尾,李素英对顾颉刚都是以“颉刚师”称之。在预测歌谣之于新文学的价值时,顾颉刚本质上入世、激进、革命的民众史观成为主导,胡适温和、保守的,最终希望歌谣仅仅是抒情、审美的,空灵、自由与惬意之文学观则被消解与取缔。事实上,抛弃特定的社会变迁、语境而空谈文学是不可能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使得唤醒绝大多数不识字国人的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与实践,更加具有了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必然性。在这一文艺要大众化同时尽可能也要美感的历史洪流中,顾颉刚倡导和践行的旧瓶装新酒之“移根换骨术”与最终把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界限抹掉而改换形式的“易容术”,折服了李素英。分明感受到民族危机日重的李素英,在文艺的大众化与审美化之间有了自己相对明确的抉择,她直言:“这种通俗化的文艺之创作,即使不能成为文学的主潮,也应是今后文艺潮流的一条最大的支流。”(李素英,1936a:143)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在那个危机深重的岁月,一个几乎自小就处于“漂泊”状态的“弱”女子的担当与家国情怀,也不难理解看似横空出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实顺应了民心、国情,有着其历史必然性。

  其实,李素英表现出的这种调和保守歌谣观与激进歌谣观的努力,或者是她的宿命。她生在客家,有个才情满满、琴棋书画诗文皆精,又有着破旧立新之革命情怀的父亲。辗转流离的生活,使她了解生活实况,在酸甜苦辣中努力提升自己,勇往直前。于是,家传、师传与个人社会阅历,混融成了李素英左冲右突而复杂的歌谣观。换言之,对李素英而言:“执中”的歌谣是旧的,也是新的;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众的与通俗的,也是精英的与典雅的;是中国的过去,也是中国的将来。以此观之,不论因为何种原因,后来的李素英没有能够再进一步实践她献身歌谣的“热望”,而是回到了诗文的创作,也就有了其合理性。

  这种冲撞与调和,对年轻的李素英而言,多少有些艰难。但是,因着对歌谣的挚爱,本身的修养、才情与心性,对恩师等前贤的敬意,对民众、家国的悲悯,李素英的努力并不显得捉襟见肘。反而,在平和、沉稳的外表下,论文中不时闪现着因作者性灵而生的灼见与灵光。或者可以说,这篇基本被后人忽视的《中国近世歌谣研究》,本身就是一首藏匿在思想长河中的情真意切的“山歌”。它有着北平歌谣的老实、厚重与沉稳,有着吴歌的俏皮、浪漫与轻柔,有着客音的多情、瑰丽与进取,还有着藏地歌谣的高远、深邃与苍凉!

  在硕士毕业离开北平后的两年,颠沛流离的李素英还是发表了数篇与歌谣相关的文章。除前引的刊发在《文学年报》和《歌谣》上的两篇文章之外,她依旧念念不忘《山歌》和《西藏情歌》两书,因此撰文介绍它们,希望得到更多的人知晓、喜欢(李素,1936,1938)。然而,在晚年回忆自己当年“决意走偏门,人弃我取”(李素,1977:188)的歌谣研究时,李素英似乎多少有些悔意。她写道:“(假如我继续研究词,结果一定完全不同吧?)歌谣原不是我由衷的爱好,毕了业,我的兴趣也跟着结束了。这个题材不受重视,论文没机会出版是当然的。原稿在燕大图书馆里,只怕老早已不存在了。”(李素,1977:190)

  显然,这些惆怅更多是针对其漂泊人生、世事沧桑变幻莫测的主观真实,而非对自己早年欲为之献身事业的绝对否定。事实上,李素英的研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燕京大学的歌谣研究就产生了影响。在杨堃的指导下,杜含英(1939)延续了李素英歌谣研究的地域抑或说人文区位学之路径,基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歌谣中所反映出的京畿之地的民间社会。基于文学本位,王同峰(Wang, 1940)则进行了中英歌谣的比较研究。

(文章原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本文为节选,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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