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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
  作者:郭于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5-11-23 | 点击数:9955
 

  三、民族志的理论抱负

  不知始于何时,民族志作品或者人类学研究被认为单纯进行文化对象的描述就够了,这种描述应该细致而深入,但却不必生产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在研究实践中,我们也看到大量以描述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可以描述得面面具到、事无巨细、甚至活色生香,但却不明了研究者究竟要做什么、要面对什么问题。对于民族志描述的这类认识真可谓对作为科学的人类学的莫大(博客,微博)误识。

  其实自其诞生时代起人类学就以对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建树为己任,马林诺斯基曾明确指出:对人类学者而言,他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虽然对研究者而言,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田野工作者完全依赖理论的激励,他可能同时既是理论家又是田野工作者(马林诺斯基,2002,6-7)。建构理论的抱负和努力自现代的科学的人类学产生之始到当今时代,在人类学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一直未曾中断。当我们今天学习、总结人类学的学科史、学术流派、学术大师、理论和方法时,依然使用理论的源流和脉络,而且只能依循理论的源流和脉络:从古典时期的进化论、传播论,经现代的功能主义、历史特殊主义、结构主义、象征(解释)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等,到后结构主义时代更为多元并存的“写文化”、“文化批评”、“实验民族志”、实践与反思人类学等后现代人类学思想,人们所概括出来的种种“范式”都是理论的范式。就此而言,民族志如若不生产理论,这些“学说”和“主义”难道是凭空杜撰出来的?

  民族志的理论抱负还可从诸位理论大师的贡献中体现出来他们都有意识地承担起创构理论的使命:无论是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 布朗,博厄斯,列维 斯特劳斯,还是格尔茨,布迪厄,萨林斯等,无一不是从微观具体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研究走向社会科学理论大家的位置。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影响甚至已经不限于人类学领域,而是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理论宝库中的重要部分。

  以迈克 布洛维关于“扩展个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的倡导和讨论为例,可以看到研究者在实践中推进民族志理论生产的努力。在作为方法论的扩展个案法的论述中,布洛维首先指出:扩展个案法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所有这一切都依赖于事先存在的理论(布洛维,2007,79-80)。“扩展”始于对传统民族志理论建树能力的不满,布洛维从两个方面提出对于参与观察方法的批评:一是其缺少概括能力,因而不是真正的科学;二是其内在固有的微观性和反历史性,因而不是社会学;扩展个案方法正是针对参与观察的这两个传统批判而做出的方法论反应(Burawoy, 1991, 271-287)。布洛维强调自己先是从技术走向方法,继而从方法走向理论。其扩展的内容包括:从观察者扩展到参与者;在时间和空间观察上的扩展;从过程扩展至力量(结构);扩展理论(布洛维,2007,102-112)。扩展理论的基本涵义是,在扩展个案方法的所有环节都需要理论,但所有先在的理论只是辩驳的对象而非验证的对象;如此,从理论出发,通过参与观察等收集数据,经由干预、过程、结构化而最终达到重建理论的结果。由此,扩展个案法借助于理论解决了从微观走向宏观、从特殊提升为一般的难题,从而成为布洛维所称的“使用参与观察来(重新)构造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理论的最为适当的途径”。(Burawoy, 1991, 271)

  如前所述,民族志研究过程集中体现着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而民族志作品中的描述不是目的,描述是为了构建理论。而理论产生于问题意识和解答问题的过程。提出问题和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回答问题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如果没有问题意识,学术写作就成了新闻报道、政策分析、情况介绍、故事讲述,而且还是比较拙劣的上述形式。因为论新闻报道和情况介绍我们不如专业记者和媒体人士,论出谋划策有各类机构的政策研究室和智囊人员,若论讲故事我们可能还比不上民间讲述家和专业作家,那么还要民族志研究者干什么呢?这也是我们强调民族志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和理论抱负的原因所在。

  有了好的问题意识,我们就不会是一个头脑空空、目光茫然的田野工作者,而是能够以问题为中心,在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相关理论引导下,从事有效的、有意义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这样的研究不是猎奇(如前所述,事实上一个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已无奇可猎),不是单纯地描述(民族志写作不时被误认为是单纯地描述文化的作品),而是通过研究回答重要而有意义的问题,并且通过问题的回答进行理论的推进和创构。就此而言,扎根于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土壤,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民众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同样能够成为具有理论构建能力和高度理论意义与雄心的研究成果。不是先入为主,带着既有的命题、假设进入田野,透过“有色眼镜”寻找符合主观成见的“材料”,而是在理论阅读和田野工作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实证材料回答问题并推进、建构或重建理论。

  要通过具体研究抽象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论题,必须首先使研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要面对的是什么具体问题?该问题在相关理论和已有的研究中如何定位?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发现其中的解释逻辑?我们在当下的许多民族志作品中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意识通常是缺少的。可能有人会辩解说民族志研究就是以描述文化现象而不是以理论建构为主要内容的,那么我们会问: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社会文化现象纷繁复杂、难以穷尽,我们为何描述这些而不描述那些?为何如此描述而不如彼描述?一项研究的主旨究竟为何?显而易见,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研究的问题意识应该主导研究与表述的内容与过程,这也是提升民族志的理论能力乃至学术品质的关键所在。

  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学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以独特的、有创见性的研究回答社会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为多数人洞悉事实、破解谜题、去除蒙昧、启发思考,并将研究发展成一种公共智识的工具,将研究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意义融合为一。就此而言,通过实践建构理论的能力是民族志洞察力的核心体现。这种洞察力不仅仅是借鉴或验证既有理论的能力,也不仅在于坚持认为其他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而否证现有理论的能力,还应该是创建新的理论解释的力量与雄心,尤其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与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富饶理论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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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2年07月22日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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