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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
  作者:郭于华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5-11-23 | 点击数:9957
 

  具体而言,何为民族志的洞察力?我们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民族志的宏观视野

  社会-文化人类学经常受到相关学科的质疑和批评,最重要的批评之一就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经常专注于各类小型社会,诸如族群、部落、社区或某类小共同体,对本土性的、地方性的文化小传统做细致入微的描述,但却少有宏观视野和理论关怀,因而至多只能展示大千世界无限多样的生活现象中的一种或几种片断,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就学术的普遍意义而言“没有代表性”。

  若要使民族志研究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局限,我们立刻会想到“社会学的想象力”:在微观现象与宏观结构之间进行穿梭,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烦恼”转换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的能力。我们在此提倡民族志的宏观视野,就是强调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建立联系,或者说细微处入手,宏观上着眼。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从其诞生时起就不是仅仅满足于微观社会和文化细节的描述。以现代科学民族志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为例,他的奠基之作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微观材料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可接受的民族志工作的首要条件就是,它必须把该社区中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所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因为这此方面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不把所有方面考虑进来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马林诺斯基,2002,前言2)。对于“库拉”交易的研究,要把整个制度摆在我们的镜头之内,让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形象;此外,研究者还要将所见所想传递给同行考查,因而对经验材料要进行概化(generalization),提升为理论;而且“库拉”所代表的基本的人类活动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态,可以期待在不同的民族志地区找到有关或类似的现象。不仅如此,马林诺斯基还进一步指出,从当地人的视角得到所描述事物的生动形象、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构成其文化独特的体谅生命和世界的角度,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知识和视野,加深我们对人性的了解。从而使人类学能够“以它最细致和深邃的形态,在理解其他人类观念的基础上指引我们达到这种见识、慷慨和宽大”(马林诺斯基,2002,441-447)。马林诺斯基的整体文化论,从民族志的开端时期就确立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宏观视野及其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关注。

  在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其先驱者、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就倡导“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在他看来,“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吴文藻,1935)。在吴文藻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将小地方(社区)与大社会(中国)加以贯通的明确意识。其后,先后师从于吴文藻和马林诺斯基的费孝通更是将“社区研究”推进到方法论、结构功能分析、应用人类学等宏观层面,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及后来的《乡土中国》作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都“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社区”而“了解中国社会”。

  前辈们所开创的“社区研究”传统,坚持经验性的社区民族志方法,同时主张社区研究与大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力量和多重的历史时间观的融会贯通多重时空贯通的观点,从而形成带有强烈的“国家—社会”关怀的社区史叙述文体(王铭铭,1997,56-61)。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后学术复兴的新时期,王铭铭在“以社区为中心的地方制度史”的叙述框架中同时展示“社区的历程”与民族-国家的历程,将结构功能视角和历史过程视角有机结合起来:注重在历史的纵深方向上来看社区的结构功能;从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角度探讨社区的历史和变迁。这种努力也同样是建构“小地方”与“大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联系的有益探索(王铭铭,1997,20-110;郭于华,1997,122-126)。

  超越本土社会和文化小传统的界限、建立“社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联,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研究中引入权力关系和政治视角,即关注民众生活、民间文化与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复杂互动关系。当今的一些民族志作品,时常将所研究的“本土”(the local)族群、社区或村落描述成远离现代社会的“世外桃源”,那里或者民情纯厚、风俗奇特,或者有着某种神秘古怪的文化、习俗、组织和制度的“原生态”,似乎从未与外部世界发生过关系。这类民族志作品难免给人以“猎奇”、“搜神”之感。殊不知,在一个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被称为“地球村”的现代/后现代世界中已经无奇可猎;而且,在同样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作为外部力量的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深刻而透彻地嵌入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象征更是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例如,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内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无一不与国家发生了关联。由此,人们会怀疑是否存在上述民族志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离的族群或社区,也会质疑单纯描述这样的一方本土究竟意义何在。

  着眼于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民族志的洞察力,是一种知微见著的能力,它能够使局部的微观性研究与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格局连接起来,使文化的“深描”(deep description, Geertz, 1973, 3-30.)具有能够将实践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意义、机制和逻辑“连根拔起”的力量,成为认识宏观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具备了这种洞察力,无论研究什么对象、无论在什么地方做研究都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克利福德 格尔茨所指出的:研究地点并不等同于研究对象;所谓“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部落、集镇、邻里关系),他们是在村庄中做研究”(Anthropologists don"t study villages; they study in villages. Geertz, 1973, 22),正是强调民族志在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中做研究但并非只研究村庄(部落、族群、社区、单位等)本身,而是有着更宏大的、关系性的视野并提出结构性的解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微观具体的田野工作与宏观结构分析之间、小地方与大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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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2年07月22日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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