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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倡强国新民的风俗思想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这些巨变发生在许多方面，有器物层面的和有制度层面的、更有文化层面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以上几个方面都有广泛的参与。起初，人们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强调器物。但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层普遍主张制度改革，遂有维新运动。他们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开始文化反思。而对文化的反思，他们总是从风俗开刀。蒋观云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过从甚密，他们有着较为接近的主张。风俗牵连政治；以变风俗强国新民，这是晚清维新派的一个基本理念，且在蒋观云的身上表现更为突出。
作为诗界三杰之一的黄遵宪，也是近代民俗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一贯主张，治国化民必须研究通晓民俗。然而，风俗有美恶，必须“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11］他的《日本国志》之“礼俗志”及其相关论文，被人们视为民俗学的先驱。他的观点在蒋观云那里得到了拓展，他们都出自强国的目的关注风俗。
晚清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包括蒋观云在内的有识之士，“他们在知识上学贯东西；但在实践上却强调西学中用，服务于本民族的国家社会的改造，为此，他们对于民俗也有了比过去时代不同的看法，发现了民俗在保持和兴建一个既非西化、也非自我封闭的新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12］更为重要的是，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立场与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对民众进行自上而下的思想文化灌输以及陋习鄙俗的批判，而是要将眼光平视，深入到民众自己的文化领域中去看个究竟，试图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思想，从而更好地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13］。和黄宗羲一样，蒋观云也是一位充满社会改革思想的学者。他把陋俗恶习视为导致国家衰弱的重要因素，认为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改良风俗、废除陈规陋习，并大力呼吁移风易俗。在“风俗篇”中，他首先分析了社会风俗类型的历史演进阶段（射猎习俗、游牧习俗、耕稼习俗和工商习俗），认为20世纪初全世界都将进入工商时期，而中国风俗却“入于耕稼之期最早，出于耕稼之期最迟”、与这个国际语境不“相宜”，所以不得不改变“人心风俗”。他说：“夫风俗者不能数百年而不弊，及其未弊也而改之”。他的核心思想在于改变中国农耕文化的习俗，走向开放的工商时代。
蒋观云指出：“今夫中国，风教因已相安，制度固已相习，使早能锁国，国能绝交，虽循此旧俗，无进步之可言。”他认为，中国社会应该倡导平等、自由，风俗改革要以西俗为指归；他进而强调移风易俗的紧迫性：“变则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自兴之，中国人自主之；不变则中国者，非中国人之中国，白种人取而代兴之。”蒋观云把风俗视为振兴中国之根本，把变革风俗与政治改革、国家进步、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指出风俗变革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至于如何移风易俗，蒋观云提出了风俗变革的动力说：“夫风俗改变，有以内动力者，有以外动力者。”他指出，中国以往风俗的变革只有内动力而无外动力，而当时社会正值西俗东渐的时代、是“人类大通之时期”，应当“因时而利之，乘势而导之”。在对中西习俗的横向比较和风俗形态演进的纵向比较中，蒋观云倾向于推重西方的风俗和道德风尚。他认为，风俗变迁取决于外部文化因素的冲击与内在文化的更新动力，社会习俗应崇尚西方的尚武精神与扩张精神。
晚清时期处于“启蒙”与“救亡”的历史境况，民俗思想与社会启蒙思潮彼此渗透，形成一种启蒙民俗思潮；［14］尤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大都以民俗作为其达到政治改良目标的手段，彰显风俗的政治色彩。蒋观云在阐释风俗的社会功能时将之与政治宗教联系起来，他说：“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虽亦以其一己之理想，欲改易夫人心风俗，而其政之行不行、教之传不传，一以人心风俗与之近不近为断。其政治宗教与人心风俗近者其政行，其教传。”这即是说，人心风俗一体，推行政治主张就是改变人心风俗，风俗建设从而成为带有强烈政治功利的一种工具。
在民俗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中，蒋观云把神话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认为这样的改造实际上就是改变人心。他说：“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之上有莫大之影响”，于是，神话便可以启迪民智，用于社会人心之改造。他说：
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言之，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
在他看来，神话是富有想象力、并能鼓动人心的一种文本，其特性与小说相近、与历史异。这是中国学术史上对神话的第一次论述，尤其是他的功能说成为我们认识神话的基本入口。他在论述中使用了“鼓荡”一词，生动地表明他对神话功能的期待：改造民生，新其民智民性，拯救国家。总之，祛除陋俗，学习西俗，鼓荡其刚猛的激情，让政治宗教与人心风俗一致，增强民族种群的竞争力，强国保种，这即是带有鲜明的维新派特色的功利主义风俗观的核心内容。这些观念后来被“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所直接继承，并成为批评传统、变革社会的一种重要理论资源。
蒋观云作为现代民俗学的先驱，在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和批判传统风俗观的基础上提出强国新民的民俗观并奠定了其开拓者的地位。人类学的观念（尤其是进化论的观念）是其核心理念和思想出发点，海外的经历使他痛感中国的落后、进化论则为他提供了启示（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其文化和个性没有进攻性和竞争性，这一切主要是由于习俗造成的：来自农耕社会的习俗过于主静保守，同时还有诸多陋习，因此亟待改革。改革的路径在于学习西方，特别是以神话来改造国民性格。作为一名维新运动的成员，蒋观云自觉地把风俗改造提升到社会改造和强国新民的价值理念高度，这在同时期的思想家中是格外突出的。
蒋观云开启的人类学、神话学和民俗学的新思路由五四以来的学者所传承，并为这些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社会改造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西方人类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民俗观相统一，这是蒋观云民俗观的显著特点。他提出的以改造民俗具现社会改造的主张及其对民俗功能的深远认识，都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建设具有异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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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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