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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荷红]“满族说部”概念之反思
  作者:高荷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9-22 | 点击数:3288
 

四 满族说部概念范畴

  2005年,在《关于在京举办“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的情况报告》中提到,“满族说部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诵颂,因为它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故事曲折扣人心弦,语言朴素、生动,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刘魁立认为满族说部是一部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但我们目前掌握的理论无法概况其本质。就表现形式而言,满族说部中有传说、故事,有若干史诗的影子,总起来看是口传心授,又是家族的历史,在这里整个民族历史的记忆保存得相当丰满。刘锡诚肯定满族说部由民众传承下来,可长可短,以说唱的叙事方式传承部族(部落)的历史,记载民族英雄的功业,因而早期的“说部”并非纯记事性或纯娱乐性的作品,而具有某种神圣性和庄严性,讲述者大多是本氏族中的德高望重的成员,在讲述前还要净手、漱口、焚香叩拜。在其发展的晚期,“说部”逐渐更新换代了早期以传承部落历史、记述英雄功业为唯一旨归的职能,而逐渐世俗化、文学化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判断满族说部的最低标准应有如下七条:

  (一)从文本的长度来看,满族说部可长可短,绝大多数是长篇的,从十几万字到五六十万字不等,隶属于“窝车库乌勒本”的六部文本相较其他类别来说篇幅较短。最短的是在多个民族中传承的《尼山萨满》,几千余字。韵体的五篇“窝车库乌勒本”中,《奥克敦妈妈》最短,有三千多行,《乌布西奔妈妈》最长,达六七千行。

  (二)从文本类型而言,满族说部文本有多种形式,口述记录本、录音整理本、手抄本、异文综合本等,满族说部文本应以口头传承为主,或在搜集整理之后以书写的形式传承下来。

  (三)满族说部文本与满族祖先或英雄有关,讲述语言不限于满语,汉语或者满汉兼行。出版的“窝车库乌勒本”大量保留了满语内容,尤其是《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都有不同形式的记录本,《天宫大战》为汉字记录满音的典范文本,可惜不全;《乌布西奔妈妈》有汉字记录满音本,有满语记录本。大部头的“巴图鲁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多为汉语文本。直至今日,富育光的徒弟宋熙东还尝试用满语讲述《萨大人传》,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戴光宇可以用满语讲述《乌布西奔妈妈》片段,而黑龙江省四季屯的何世环可用满语流利讲述《尼山萨满》(老人强调应为《阴间萨满》或《音姜萨满》)。

  (四)满族说部文本内容应以讲述某一家族或某一地域的系列故事为主,且这一类故事在该地广为流传,如关于萨布素将军的满族说部就有三种之多,分别为富育光讲述的《萨大人传》,傅英仁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及关墨卿讲述的《萨布素外传》。红罗女作为渤海国时期的女英雄,在宁安地区就有《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两种文本。而富育光、傅英仁、关墨卿、马亚川、赵东升等人各自传承了其家族内及家族外的满族说部文本,满族说部传承圈就是依托传承人的世代传承才逐渐形成。

  (五)满族说部的讲述颇具神圣性,绝大多数文本在重大场合讲述,与世俗化的“朱伦”“朱奔”略有不同。因此,在世俗化场合、以娱乐为目的讲述的《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不应归为满族说部。

  (六)在流传过程中,满族说部受到汉族、达斡尔族等的青睐,听讲说部、传承说部成为他们业余生活的主要娱乐方式,在东北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的《尼山萨满》更是有着无以数计的异文。因此,满族说部的讲述者、传承者超越了家庭血缘的传承,不限于家庭内部的传承,传承者族属不限于满族。

  (七)满族说部最重要的要素为每一部都应有一位或几位核心主人公。如《萨哈连船王》《萨布素将军传》《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努尔哈赤罕王传》《两世罕王传·王皋罕王传》《西林安班玛发》《乌布西奔妈妈》《恩切布库》《奥克敦妈妈》《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等,都是以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的。有的文本讲述多则故事,若故事间没有关联,也不应称之为满族说部。

  若从1981年金启孮在三家子村调查算起,满族说部相关概念的正式提出已有38年的历史,目前因概念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还未得到学界共识,笔者所做的反思仅为第一步。满族说部与其他民族相关文类特别是满族说部与汉族说书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其文本研究、传承人研究都需学者给予足够的关注。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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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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