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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乃斌]《诗经》史诗的叙事特征和类型
——《诗经》研读笔记之一
  作者:董乃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0 | 点击数:2611
 

  四、《诗经》史诗与人物形象

  与任何史诗一样,《诗经》史诗也要刻画人物形象。《诗经》史诗刻画人物的独特之处往往是鲜明简洁地突出大节,而比较忽略无关的细节,更少描绘人物的细部,这既与上述的两点相关,可以保证史诗主要旨趣的实现,并与史述“尚简”的根本要求相符,也与诗歌写人艺术尚处于初阶有关。

  比如,《大雅·生民》突出写后稷的神奇出生,更突出地写他在农业种植上的杰出禀赋和伟大贡献,大事很清晰,其他则略去。又如,《公刘》集中写他率领周人进行的大迁徙,“诗人抓住公刘率周人由邰迁豳这一关键的历史事件,分迁徙(第一章)、择地(第二、三章)、定居(第四、五、六章)三个层次,一一道来,有条有理”。对照《史记·周本纪》的相关记述,可以感到《史记》所写几乎就是《公刘》内容的散文化而已。再如,《緜》对古公亶父的迁徙(由豳至岐)写得并不详细,连最能凸显其仁人之思的迁徙理由都没有正面去写,而将重点放在了迁至岐下以后的建设(开拓田亩,疏浚沟渠,造宫室宗庙,设制度官员),通过国家强盛和人民安乐歌颂了古公的仁人形象。因为,这些史诗所欲突出的,不是主人公的外形或个性,而是周人热爱乡土、热爱和平安居的民族性格,是对领头人和统治者的期望,最主要的是在于实行仁政和德治,至于其他方面,尚未为当时的史诗作者所注意。

  《诗经》史诗对男性统治者的赞美,历代论之甚多。今天最值得一提的,是《诗经》史诗也给妇女形象以相当重要的地位。

  《大雅·生民》主要写后稷,且是从后稷的出生写起,偏偏当时或许尚在母系社会,故其父不明,而其母姜嫄对他的孕育传说非常神奇,于是姜嫄的形象就必然被突出了,她成了直接与上帝联系的、周的真正始祖,而后稷则成了上帝之子,姜嫄地位的崇高自不待言。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在《大雅》中的《大明》《思齐》两篇。《大明》全诗八章,有四章是六句,有四章是八句;从第二章至第六章,用五章写王季与太任、文王与太姒结婚直到武王出生之事。而重点是对太任和太姒这两位女性人物的介绍描述。太任占了一整章: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第二章)

  太姒所占篇幅更多,在诗中连续三章: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第四章,大邦有子指太姒出自大邦莘国,莘国在洽之阳)

  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第五章,天妹指太姒,喻其美丽高贵。文王亲迎,在渭水联舟为桥)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第六章,缵女即好女、淑女,与长子均指太姒,其德行与文王相当,生子即为武王,负有伐商的天命)

  所叙突出了什么呢?一是她们的高贵出身,二是她们的德性和德行,三是她们隆重辉煌的婚礼,四是她们养育了优秀的儿子,使周人有了杰出领导者。面对周的兴盛,追思其由来,不能不归功于她们的重大贡献。于是,把她们的嫁周歌赞为赋有上天意旨的恩赐。

  《大明》诗末两章写武王伐商誓于牧野,周师浩荡,恰好天也放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诗的最后一个鼓点打在商亡周兴的历史节点上,但就这首诗来看,武王的父母和祖妣才是诗人真正想倾情歌颂的对象。这一点,前人已经看出,如孙矿《批评诗经》在篇前评中就说:“此诗似专为颂两母而作,故叙其来历特详。其文之德,武之功,无非见两母贻福之隆耳。”牛运震《诗志》也说:“叙周家世代,却从闺门女德推本言之,意致极别,正极笃厚。”他们所论指出了《大明》诗的真正特点和价值。

  对于《思齐》,历来阐释者多强调此诗主旨是“歌文王之德”。其实,就诗篇而言,歌颂的重点也是周的几代王后:“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这是《思齐》的首章,一下子就推出了周的三代母后:大任是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周姜(亦称大姜、太姜)是太王即古公亶父之妻,王季之母,亦即文王的祖母。大姒则是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这就明白宣示了,文王修身齐家治国的功绩也好,周的取代殷商趋于强盛也好,都与这几位母亲分不开,特别是与她们对孩子的良好养育分不开。《思齐》并未描写她们外形的美好,而是着力突出了她们的贤能德慧,从而含蓄地表达了古人心目中贤妻良母的标准。如此这般地强调母亲德性的伟大作用,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文化有重男轻女的倾向,但这并非中国所独有而别国所无。相反,尊重妇女,尤其尊重做了母亲的妇女,又尤其尊重为国培养并贡献出优秀杰出子女的母亲,这才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色,而这一点从《诗经》时代就已经充分显示,从《诗经》史诗就可看到了。

  与此相关,对于危害国家社稷的女性,《诗经》史诗当然就会给以批判谴责。例如,所谓“变大雅”的《瞻卬》,就是“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女人祸国”的说法无疑是荒谬的,周代厉、幽二王的败政,也并不仅仅因为重女色,但“嬖褒姒”确是幽王败死的原因之一,正如晋献公宠信骊姬确给晋国带来一系列政治变故,是太子申生早死和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的重要原因一样。君王是罪魁,奸佞嬖宠(两性皆有)为帮凶,在批判君王的同时触及奸佞嬖宠,对于他(她)们所具能量给予足够重视,特别是把她们与所依恃的男性统治者一起批判时,就更不可一概而论,简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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