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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乃斌]《诗经》史诗的叙事特征和类型
——《诗经》研读笔记之一
  作者:董乃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0 | 点击数:2017
 

  二、《诗经》史诗叙事与史述的关系

  如果诗不符史(特别在大关节上),就不能称为史诗;但如果诗的语言与史述雷同而没有特色,史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既合于史(史实、史述)又有诗的意味,是一种既具有诗性的史述又具有史性的诗歌,这可以说是史诗叙事的根本特色。

  在《诗经》中,《文王》《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这六首史诗,其所写应是既符合史实,又用了与史述不同的、诗的表现方法。《生民》以周的始祖后稷为主角,突出描述其神奇出生,歌颂他热爱稼穑的禀赋和品性,以及因此给周人带来的福祉。《公刘》中着重赞颂的公刘,据《史记·周本纪》,他是后稷的曾孙,继承后稷的事业,完成了由邰至豳的迁徙。公刘之后若干代,传到了古公亶父,《緜》所歌咏的就主要是他的事迹。《皇矣》着重写古公的少子季历。季历得以继位,与其父兄的扶持谦让有关,《皇矣》诗即“叙大王(古公)、大伯(季历长兄,为让弟继位而去吴,为吴太伯)、王季(即季历)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文王》《大明》则分写季历之子昌(周文王)、之孙发(周武王)的功业。文王奠基,武王灭商,周国臻于鼎盛。这六首诗的史诗性质最强,形成周人史诗的主干,而每一首又都有不同的侧重,不同的叙事特色,都可作思想艺术的仔细分析。限于篇幅,这里只取史诗特征最为鲜明的《大雅·緜》作叙事分析。

  《緜》开头以“緜緜瓜瓞”起兴后,只用两句(“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概括叙述周民早期生活状况,接着就让主角登场,描写周的先祖之一古公亶父(后追谥太王)率民迁徙和娶得姜女之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瓜瓞句的起兴,是诗歌的特殊表现法,史述里是不需要的。而诗歌从这种含比喻的兴法起笔,不但形象性强,能够引发联想,因而有了诗味,而且隐含了自公刘起,周人日益繁兴的历史。明人安世凤《诗批释》在此句旁批曰:“一句比起,下皆叙事。”可谓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二句追述公刘时代的事。公刘曾率领族人沿着杜水和漆水,迁徙到豳地,初建了周国。仅用两句概叙一长段史事,是这首史诗的又一个特点,在其他几首史诗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概叙。古公亶父领导周人从豳到岐下的第二次大迁徙,以及在岐下的生产建设,就是《緜》诗的主要内容。不过对于迁徙一事,《緜》写得同样很简括;对于古公亶父在豳时期的生活,也只记述了一件事,那就是其时人们还住在土穴里,没有家室房舍。而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此的叙述则要详细得多,当然他也有特别的关注点:

  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民之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比较一下诗述和史述,可以看到,它们内容基本一致,但各有侧重。诗歌是用来歌唱的,史诗不能没有叙述,但不能也不需要十分细致,尤其不必把古公迁徙的理由一一说明,人们参照史述,自能有所了解。关键还在于“诗陈郊庙,意主颂扬,播迁衰飒语不宜琐叙”,而且要把“避乱迁国,极不得意事,却写得雄爽风流。只‘来朝走马’一语,形容精神风采如见”,就必须考虑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诗经》作者在这些地方是十分用心的。

  其实,古公迁徙的事,如果细说原因那是很复杂的,并不像《史记·周本纪》讲述得那么简单,更不会是古公出于爱惜百姓而宁可主动让国。但作为一个史家,司马迁的目的是要塑造古公亶父的仁者形象,并借此强调人民远比土地财物重要的政治观点,这才有意突出古公的一席话及其效果的——史述同样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只是诗与史的着眼点有所不同而已。司马迁刻意写出古公爱惜民众、避免打仗而宁愿迁徙的想法,对于这一点,诗歌则通过另外一种更丰满含蓄而形象生动的手法加以表现。《緜》在开头两章以后,以在史述中不可能有的大段描写,集中叙述了古公的作为和人民的感受。从“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到“混夷駾矣,维其喙矣”这六章三十六句,诗人唱出了丰富的内容。其大意有如下述:

  啊,岐下的土地多么肥美,这就是我们的周原!在这里,就是苦味的堇荼吃起来也饴糖般香甜!古公思谋筹划,钻龟占卜,得到上好的吉兆,决定在此建设我们的家园。我们快乐,在此栖息。我们忙着勘定疆界,开荒拓土;我们开沟疏渠,从西往东,为农事做好一切准备。古公创设制度,委任官员,让司空负责国邑的营建,让司徒分派劳役组织人力。我们拉绳立版,筑土盖房,建起宗庙社稷,盖起库厩屋舍。挖土多多装满筐,倒进夹板轰隆隆,用力夯土声登登,削平捶实蓬蓬响。工地热烈喧闹,赛过鼛鼓震天!瞧,王居的外郭门高高,王宫的正大门巍巍,都是我们所建。还造起了庄严的宗社和祭坛。国有大事,我们都来这里祷祝祭奠。啊,戎狄的窥伺我们不再害怕,我们声誉无损,泰然安居。有刺的树木拔除了,道路畅通了,侵略者遁逃了,攻击我们的话语停歇了。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诗歌描写周民由于生活改善,心情是愉快的。避战远徙可能曾遭耻笑,但建设的成功使种种议论消歇。从歌唱中清楚看出,周人所重视的,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家园建设,包括居舍仓廪和宫室宗庙的修造,三是国家制度的创设,四是乡土家园的安全和环境的和平安宁。这些反映了周民(传承下去成为我华夏民族)的民心民性和生活理想,直至今日还是基本如此。

  古公亶父时期,是周的国力向上发展的重要阶段,《緜》诗表现了当日周民的高昂情绪。之后,古公的儿子季历,孙子昌(即周文王)更把国力推向高峰。《緜》的最后一章把叙述的接力棒直递到文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前两句叙述的是一桩史事,也是一个典故。据《毛诗故训传》,大意是虞、芮两国争地,相持不下,两国之君听说周王公正,便来找周王评理(所谓平质),结果到周国一看,这里的人从下到上无不礼让,绝无争端,二君深感惭愧,便自动和解了。《史记·周本纪》对此也有记载,细节上有不同,结尾也不同。《毛传》说的是“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周本纪》的记述是:“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话虽有异,实际指向是相同的。由此可见,这时周虽还是殷商的属国,但其德义超凡,气象和潜质已预示它必将受天命而一统天下。所以,《緜》这首诗是以既委婉又自豪的四个“予曰”开头的排句收束的。

  这里的“予”,是创作和歌唱这首诗的诗人。他是周族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周文王的代言人。经过前面的叙述描写,诗到这里,他的满腔激情喷涌而出,必须由直接抒情来表达了。历代的《诗经》研究者大都认为,这四个排句是道出了周之所以兴盛的人才基础,所谓“济济多士”。周拥有四类特殊才能的大臣、能解决四类重大问题:一善团结,能使人亲和趋附;一精礼仪,能让人懂得尊卑先后;一能宣扬王之德誉而令人乐意听命奔走;一能以雄强的武力捍御侵侮——这样,周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需要注意的是,《大雅·緜》是一首诗,只能用诗的表现法,它从古公亶父写起直到推出文王,预示周将步向鼎盛,话到意到,史诗完成,随即戛然而止,后续的周事,将由其他篇章另写。史述当然不能这样,《史记·周本纪》是周的全史,它需从西周写到东周乃至周亡,就是对文王个人也需有头有尾、交代清楚,不能像《緜》诗那样含而不露、露而欠明——尽管对史笔的要求也是简洁质实而不能铺张。“(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史记》这段话交代周文王的成功,文字也够简洁的,却也是史述所不能不说的,但对于《緜》诗来说,这几句话已是一种补充,把诗中含蓄的意蕴挑明了。诗和史就是这样互补而足成之。

  从《緜》的叙述,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与历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大致可以看出此类史诗叙事有些什么特点。

  就其内容言之,那就是抓大事,突出主要历史人物,突出他们身上的优秀质量和成功的原因,以宣示和弘扬核心的政治理念,最根本的就是“仁”和“以德取天下”“以德治天下”的理想政治观,也包括强调“人民(人心)重于土地财物”的观念等。这种政治上的早熟,与后来儒家思想的形成有关,而与希腊史诗较喜夸饰英雄人物的勇力、好斗、爱情颇为不同。

  中国式史诗叙事在内容上的这些特点和由此形成的传统,与史述“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写作宗旨和传统完全一致,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同源关系。当然,无论史述还是史诗中着力讴歌的仁德之类,实际上并不是已然达成的政治现实,即并不是统治者已经做到了的,更多的只是反映民众和后来儒生士子们的向往和愿景而已。史家、诗人、诗与史的创作者、传播者、编集者和阐释者都是想通过正面引导来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虽然历史一再证明,真正实现这种理想的希望极其渺茫,甚至几乎不可能;但这个理想本身,如同所谓的乌托邦一样,还是有其历史价值的。通过《緜》以及它的姐妹篇,人们可看到周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某些核心理念:重视生产,热爱和平,渴望安居乐业;重视宗庙社稷,尊崇祖先,拥护和渴望仁德的统治者;生命力顽强,却丝毫没有侵略性,即绝不侵略别人,也不怕别人侵略自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会奋起反抗,浴血战斗,宁死而不屈。这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根性吗?

  就史诗《緜》的表现艺术而言,则是采取大跨度叙事手法,着力于表现长时段的历史生活。叙事时间掌控自如,细处很细,该慢则慢;粗时极速,大笔挥洒。对此,前人多有揭示。“周原膴膴”以下六章三十六句,前人的评语是“此下细叙”“事事不茍”“一一如画”“脉法甚细”“写景入微,如见如闻”;明人孙矿《批评诗经》在第八章下评曰:“上面叙迁岐事,历历详备,舒徐有度。至此则如骏马下阪,将近百年事数语收尽,笔力绝雄劲,绝有态,顾盼快意。”所谓“骏马下阪”,乃指叙事从古公亶父直跃至文王,这其间有近百年的事却一笔带过。清牛运震《诗志》亦云:“木拔道通是太王事,昆夷窜服是文王事,妙在一气说下,不分两层,正自浑合无痕。”而结尾尤为快捷,只以四个“予曰”,点明文王时代的“济济多士”就戛然结束,与开篇的“緜緜瓜瓞”相呼应,引得后世评家拍案叫绝:“一起一绝,结构绝胜!”清徐玮文《说诗解颐》进而比较《緜》与《皇矣》的章法:“《皇矣》八章先略而后详,《緜》九章先详而后略,比而观之,周家之缔造可睹矣。”总之,《皇矣》和《緜》诗都是大手笔的中国式史诗,其中有场面铺写,有景物描绘,甚至有人物的行动和话语,对后世诗文的“铺叙体”写法影响极为深远。不过,也应该指出,它们基本上是采用正面叙述和描写手法,尽情铺叙、尽情讴歌以塑造理想人物,而诗中确实并无出自不同动机而形成的人物矛盾冲突,因而也就没有因这种矛盾冲突所形成的故事情节,即没有什么戏剧性因素。如果要说中西史诗的区别,恐怕最明显的就在这里。而所谓“中国无史诗”的观点,主要理由大概也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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