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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乃斌]《诗经》史诗的叙事特征和类型
——《诗经》研读笔记之一
  作者:董乃斌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10 | 点击数:2640
 

  三、《诗经》史诗与故事

  中国式史诗不像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那样从头到尾讲述一个故事,尤其不存在那种公开以争夺女人和财产为目标(或换言之,是以显示勇气和为荣誉而战)的战争故事。然而,并不是说,《诗经》史诗是完全没有故事的,只不过中国史诗的故事内容和讲故事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緜》写了古公亶父率领的迁徙,但略去了对迁徙原因和古公想法的正面描写,全诗笔墨主要集中在迁徙后的一系列建设性行为上,但从“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和“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御侮”等诗句看,周人并非不知外敌的存在和战争的可能性,也不是不明白国力强大和“御侮”人才的重要性,只是他们不想过于强调那个方面而已。《緜》不写被侵略而被迫迁徙,也不正面写“御侮”的斗争,应该视作诗篇作者的一种有意选择,背后是有出于民族性格的深刻考虑的,也不妨认为是民族性格的自然流露。

  若要看《诗经》史诗讲故事,可以《大雅·生民》为例。这首诗的前三章就讲了周的始祖后稷神奇的出生和成长过程,所讲的明显是一个神话传说: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声载路。

  …………

  这里将姜嫄履上帝脚印而受孕,后稷足月出生,出生时特别顺利的景况,出生后被屡次抛弃,虽被弃却得鸟兽保护,终于大难不死的过程一一道来。在看似客观的叙述中,实际上隐含着后稷负有天命、获得神佑的深层寓意。仅写后稷的出生,就用了三章(全诗八章)篇幅。第四章写后稷的幼年,笔墨转向描述他的奇禀异能:他从小就跟瓜豆禾菽麻麦庄稼有缘,凡他所种植,总是蓬勃茂盛,果实累累。以下还剩一半篇幅,就全用来浓墨重笔地描述后稷的农业成就和丰收后欢宴祭祀的盛况。中国式史诗文字向来节俭,《生民》这样写法,就算是比较铺张的了。对此,《史记·周本纪》则这样叙述:“(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为《史记》做“索隐”的司马贞,就在这里指出:“已下皆《诗·大雅·生民》篇所云,‘诞寘之隘巷……鸟覆翼之’是其事也。”可见,《史记》的叙述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根据《生民》诗所载传说故事写成的。只是无论《大雅·生民》还是《史记·周本纪》,它们更关心的都是后稷对农业的贡献和作为周始祖的地位。《生民》是诗,对此尚有一定程度的铺叙歌咏,《周本纪》是史,就以散文将事实写得更为简洁而已:“弃(后稷名)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共游戏,还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榖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等到朱熹(1130—1200)为《生民》作传注时,就引用这一段来解说“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这一章。由此可以充分看到诗与史在叙事上的互补互动。

  《诗经》史诗除有对神话传说故事的叙述,也有对历史故事的叙述,而在写法上则另有特色。

  比如,《江汉》《常武》两首便是对两场战争的叙述。周宣王号称中兴,曾有平淮之战。《江汉》写的是宣王命召虎出征淮南,《常武》则写宣王亲征淮北。但作为故事核心的并不是战争的酷烈场面,而是着重突出王师的声势和文德治国的理念。因此,人们从《江汉》诗中看到的是如此情景: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

  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

  其行文特点是在特定地点(空间)营构戏剧性场面,让人物登场表演,以人物对话来演述故事,而以此故事宣扬王师的威猛和治国的理念。周王对召虎布置任务,既是居高临下,高瞻远瞩,又亲切富于人情味,给予的赏赐丰厚而具有寓意。召虎的回答,除了恭敬的祷祝,更触及了治国的大计和根本理想:“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君臣目标所注,绝非仅是一次战争的胜利,而是边疆的巩固,其实更是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诗经》史诗就是这样在艺术上避免出现残酷血腥的战争场面,而更好地为政治服务的。这一特点影响到整个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实际上也就形成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一大重要特色。

  这种艺术表现方式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尚书》和众多彝鼎铜器上的铭文,而其形成的传统后来又在某些文体的写作中得到发扬光大,如唐代韩愈的《平淮西碑》和李商隐赞美韩愈此碑的《韩碑》诗。韩愈所撰碑文写唐宪宗决定讨伐淮西叛镇和命裴度以宰相身份视师,皆将皇帝诏语用对话方式表达,以振拔文气,使碑文通篇得势。李商隐诗写唐宪宗命韩愈为平淮西事撰碑,用的是虚构的对话方式: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而赞美韩愈的写作,则说他是“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直接指明了《韩碑》所继承的文学传统。有趣的是,这种表现手法也被今日某些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编导所采用,如不久前播放的《大军师司马懿》写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写司马懿平定青徐守军之乱,就都用的这种手法,既突出了主将的形象,又免去了乱哄哄的打杀场面,表达主题的目的达到了,还省却了拍摄的许多麻烦和浩大的开支。

  战争既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存在,诗歌写战争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但写战争有个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作者的兴趣究竟在哪里?目的又是如何?是大有分别的。《诗经》史诗对战争的写法当然不是唯一的,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好,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其重点不放在血淋淋的残酷一面,而写军容,写声势,写君臣的应答,写战后的嘉奖,并非常突出地点明战争观和政治理想。说明古人已很懂得光靠武力征讨是不行的,战争不是目的,比战争的胜利更为国族所需要、所欢迎、因而更值得赞颂的是和平安宁。与此表现不同而密切相关,《诗经》风诗中那些厌战反战的作品,或写征夫思家,或悲闺人念外,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态度,而作者的同情则完全是在百姓一边的。历史上的中国有过无数次大小战争,但从人民的祈愿看,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厌恶战争的,至少从《诗经》起,就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酷爱和平的倾向。这种民族性究竟是好是坏,应该如何调节,使之适应世变,不妨研究探讨,但华夏民族本性热爱和平而绝不好战,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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