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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文化志”的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概念反思
  作者:张小军 木合塔尔·阿皮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6-07 | 点击数:4681
 

  沃尔夫虽然对后现代理论过于强调研究者主体的观点提出批评,强调基于研究主体反省(reflexive)以及基于研究客体反映(reflection)两者相结合的实验民族志,但是并没有解决三个文本的歧义性如何处理的问题。实际上,田野中的歧义性已经在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与维纳(A.Weiner)、米德(M.Mead)与弗里曼(D.Freeman)、萨林斯(M.Sahlins)和奥贝塞克里(G.Obeyesekere)的公共争论中体现出来。这与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对一个人产生完全一致的看法是同样的。或者说,由于存在着认知的不同层面,在最细节的层面,不可能达成完全的一致,但是在逻辑和概念的层面,可以找到共同。例如“漂亮”,当大家使用这一概念名词对某一个人(如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表达共同的看法时,大家没有歧义;而当解释到底漂亮在哪里时,大家会立即产生歧义。笔者曾经在课堂上让学生做这样的测试,结果4男4女8个同学的回答各不相同,有的说本尼迪克特眼睛有神,带着一种忧郁的美感;有的说气质好;有的说五官端正;还有别的说法。总之,大家的回答莫衷一是。在“漂亮”的层面,大家看法一致;在具体说明怎样漂亮的层面,大家看法不同。究竟哪个是真实的?答案很简单,它们是不同的真实。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关于认知中二分的普同观点,表达了一种跨文化的“真实”——凡是人,就有这样的认知逻辑,但是在不同文化中,具体的二分是丰富多样的。表面的差异和深层的一致是人类学家的追求。这种差异和一致构成了“文化的真实”。如果问差异和同一哪个更为真实?这无疑是一个伪问题。人们之所以可以相互理解而不为真实性问题所困扰,乃在于有一个相对真实的相互理解和共享的体系,这就是文化。凭借从小开始的“文化化”,人们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包括人类学家的田野和人们对人类学家文化志作品的了解。

  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相对一致的真实是一种文化的真实——大家运用共同的文化编码达成的文化共识。换句话说,一些方法论上的歧义性等问题来自“文化”本身的信息性和象征性,文化志作为“他者”的理解,必然具有歧义性和部分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就是“文化的真实”。文化的真实告诉我们:真实是经验实践的相对真实,沟通者之间的文化编码和逻辑越接近,他们越会感到彼此经验的一致,越容易对某一事物认知的真实性达成一致。这也意味着:人类学家必须学习当地文化,尊重当地文化,才更能理解当地人,更能明白当地的事物。然而,包括后现代理论的诸多理论却失解于此,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恰当地放大了研究者主体的作用和文学化书写的影响。对此,蔡华通过与克利福德(J.Clifford)的对话,指出了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完全可以排除围绕主观性的干扰,以当代科学民族志方法论认识异文化的研究对象。13

  人类学理论本身的不同方法论亦表明了唯一真实的不可能。在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文化生态学、象征人类学、结构主义人类学这些不同的理论视角中,对同一现象的理解也不同。雅克布森(D.Jacobson)在《阅读文化志》(Reading Ethnography)中,讨论了结构文化志(structural ethnography)、象征文化志(symbolic ethnography)、构成的文化志(organizational ethnography,批评固定的结构,强调构成的过程)等文化志的特点,他认为,以不同的视角理解和阅读研究对象,结果会有所不同,“解释和翻译文化范畴或概念,或其具体的物态,因而是一个复杂的任务。它涉及理解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思想体系”。14

  本土化问题也许一直是中国人类学者的困惑之一。其后面的学理背景(在排除那些借本土化寻找生存空间等动机之后),主要是如何运用一个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中国社会的知识转换的文化问题。从一般的抽象理论层面,好像数学、物理学一样,西方的也是中国的,两者没有明显的本土化问题;从经验理论层面,本土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其意义应该是一种学术的个别经验。李亦园认为本土化的最终目的并非只是本土化而已,其最终目的仍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理论。15从互补的角度理解本土化,或许有助于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学术的视野来看待本土化。笔者曾经提出“本土化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意在指出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研究异文化时他们并没有特权,一个了解当地文化的外地人或外国人,并不见得比一个不了解当地文化、却自诩为“本地人”或“中国人”的人更理解当地社会甚至“中国”。16

  因为政治权力或者话语霸权一类而导致的真实性偏离在日常中十分普遍,它们对文化志田野工作和写作的影响不言而喻,这就需要研究者的反省和伦理的自觉。因为任何文化志的作品,最终是研究者的自觉产物。如何在田野研究和书写中最大可能地排除政治权威及其影响,需要研究者自觉秉持公平、尊重、互信等伦理,不断反省研究中各种权力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倒是后现代学者们的反省精神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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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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