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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人会说我完全搞错了，甘、吕二先生所说的结构独立性、自律性，是相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而言的，哪里是什么勾栏瓦舍类的自然亚社会结构状态。完全正确。但正是这类将民间拔到如此整体存在高度的思维，才是现代以来民间、知识分子、国家共遭结构性灾难的原因之一。就还以顾颉刚先生对《山歌》的评价来说吧：认为《山歌》的思想内容“虽然大多是情歌，但反映的是老百姓的心理和愿望，把它们当成淫秽的东西是错误的。它们其实恰恰表现了广大民众对腐朽僵化的儒学伦理道德的内心反抗。他因此肯定冯梦龙是一位对民间苦难有着强烈同情心的人，指出冯氏并不认为这些情歌猥亵，他的主旨是铲除虚伪的名教，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声和梦想，传达给世人。结果，那些数百年前的苦难的民众终于在这部书中复活了。”这样顾颉刚就把冯梦龙视同为“‘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传统观念的叛逆者。”[5](P51)。但这被复活了的反封建“民众”，被“后历史化”为五·四青年的冯梦龙，不仅失去了他们的历史真实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被想象性地浪漫化后，就与五·四知识分子又将民间视为“与现代性不相适应的、未经现代科学、文明洗礼的蒙昧与落后”[9](P267)的存在一道，成了误识民间、“改造”传统民间社会的理由与工具。或许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社会中，民间，至少其中的相当部分，处于自然的自在状态，一般没有过强的外力去打扰或干扰它，即便出现个把像柳永、冯梦龙这样的失意文人，也不过是通过他们将民风稍许向知识或上层文化世界更多地散发一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在民间的作用下，成为新的民间传说的主人公。[x]但是当民间被拔高到反封建的高度，或被“看做是与传统的封建帝国王朝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力量与意识形态”时，[9](P266)，就不再是单纯的自在的民间，而成了观念的民间。更确切地说，当五·四运动兴起之时，当民间被加以现代性的指认之后，就出现了两个民间：一个是传统的自在的民间，另一个是存在于五·四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观念性的民间。这后一民间，固然离不开前一民间之自然实体，但它又通过对民间浪漫化或批判化的“塑形”，开启了规模性地影响、改造、重塑民间的现代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五·四运动所规模开始的民间文化的张扬、搜集、整理，与“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工农兵”等概念的建构联系在一起进行反思甚至是指否，都是有相当道理的。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至少是有必要将五·四知识分子对“新民间”的发现、所进行的民间文学研究(即1918~1937年)，与中国共产党阶级论的民间理念建构和相关运作区分开来。因为且不说五·四学人对民间的态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即便从思想、文化史发展的联系，强调五·四开启规模性的民间现代形象重塑之特点，还是应该承认，五·四学人所进行的是比较本分的“文化”工作。在这种文化工作中，不管知识分子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如何紧张，两者还属于不同的世界：不管是面对所谓“高大”的民间，不过只是榨出知识者“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还是面对华老栓的愚昧、祥林嫂的质问，革命的先行者或知识者，只能徒劳劝说，或无言以对。哪怕就是到民间去的实际改造乡村运动，也是以“民间性”的知识群体的自发形式，劝喻性地而非强制性地实践改造乡村的理想。[xi]
但是，阶级论的“民间”理念或“人民”理念却极为不同，第一，它对民间的发掘、改造是强制性国家政权的推动[xii];第二，通过阶级观对社会结构群体的重新定位，不仅抽象地以“劳苦大众”、“无产阶级”、“工农兵”等“社会阶级形象”的建构，将民间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颠覆了主要由五·四所开始的非常松散的、局部性的、以“社会自发性”为特征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发现或被发现、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并在强制的作用下，逐渐塑形为所谓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强制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第三，这种由国家政权力量推动的民众改造知识分子的活动，不仅将民众与知识者置于紧张的你死我活的想象性关系中，而且还通过对其他类别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强制互动，将整个国家最终引向单一的、阶级对抗性的社会结构状态，从而带来对知识群体、各类亚文化群体、国家的灾难性改造。也正是在这种简单、僵硬的阶级性社会理念及其所创造的社会中，所谓传统的、“官逼民反”式的民间/官方对立结构，才基本完成并深入人心。只不过，在七十年代末以前，这种结构被想象为已过去了的传统，而这之后，又重新有了新的现实对应性。
200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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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988年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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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思和.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J].天涯,1998年(1 ).
[9]刘晓春.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A].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八辑[C].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0] 陈思和.民间的还原[J].文艺争鸣，1994(1).
[1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 1990年2月号开始的近两年内的《二十一世纪》(香港)的相关讨论文章。尤其是余英时的《待从头，收拾旧河山》，金观涛的《中国文化的乌托邦精神》(1990年2月号);甘阳的《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林岗的《激进主义中国》(1991年2月号)等文章。
[13] 姚新勇 王世诚.虚拟的路线斗争——“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J].文艺争鸣，2000(1)
[14]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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