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

        因此，如果人类学要在现代世界继续存在，就不能不承认，这将以比扩大圈子（直到现在这个圈子仍然十分封闭）深刻得多的转变为代价——按照一个有些幼稚的说法，我们将提议把我们的玩具借给新来者。人类学必须改变自己的性质，要承认不管是在逻辑上还是在道德方面，都不太可能把显示为集体主体并因此要求改变的权利的社会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学者甚至可以希望其保留了同一性）。 

        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改变意味着目的和方法的改变。所幸，改变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承认人类学的独特性在于这门学科给自己下的定义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是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中，每次只要这种关系发生变化，人类学就接受自身的转变。人类学的特性是“外部”研究，这只是因为无法从“内部”进行研究。 

        从这点看，在人文科学方面，现代世界的巨变表现在所有文明有了自我意识并且——通过扫盲——获得了必要的手段，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一样，准备开始研究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存留至今的富有成果和不可替代的一切。 

        即使非洲——举例而言——要脱离人类学，它也无法脱离科学。只是，对非洲的研究不再主要依靠人类学家——即外部分析人员——从外部开展工作，从今以后要由本地或外部学者负责，但外部学者要使用当地同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人类学家不再是人类学家，而是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研究事实和思想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将愉快地接受向更加细腻、更加丰富的方法转变，确信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只有它能够这么做的时候，在科学知识范围内保护了那么多的人类财富。
 

        至于人类学本身的未来，在其传统位置范围内和范围外，人类学似乎最有把握。“范围外”首先是从地理意义上说的，因为我们应该走得越来越远，去接触最后的所谓原始人群体，他们的数量正在日益减少。但“范围外”也是从逻辑意义上说的，因为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接近核心。 

        最后，“范围内”也有两层意思：最后的原始文明的物质基础坍塌，使得私人经验成为我们最后的研究手段之一，因为缺少武器、工具、物品，这些东西已经消失；在西方文明日趋复杂，并且已经扩展到地球的各个角落的时候，在其内部可能已经显示出这些差距，人类学研究的作用就是去研究这些差距，但过去人类学只能通过比较相距遥远的不同文明才能触及这些差别。 

        这无疑是人类学永恒的作用。因为，如果，正如人类学一向确定的，存在某种“最佳多样性”（人类学把它看作人类发展的一个不变的条件），那么，可以肯定，各个社会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差距永远不会消失，可以在其他方面重建。 

        谁知道如此多的国家如今在自己内部所证实的各代人之间的冲突是不是它们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物质文明不断同化而付出的代价？ 

        这种现象在我们看来是反常的，但自存在以来，人类学的特性一直就是通过解释这种现象，使得人们似乎不能容许的和无法理解的人的境遇重新具有人性和合理性。 

        在每个时期，人类学就这样促使人们对于人所形成的优势构想得以扩大，而这一构想始终过于狭隘。关于人类学是否会消失，必须构想某种文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无论居住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无论生活方式、教育、职业、年龄、信仰、好感和反感如何，所有人在意识深处对其他人都是完全坦白的。 

        多么令人遗憾，又是多么令人高兴，坦率地说，我们发现机械进步和通讯发展似乎不会把我们引向这种状态。然而只要某些人的存在方式或行事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构成问题，就有必要对这些差异进行思考，这样的思考，在一种不断更新的形式下，仍将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1） 关于巴西印第安人消失的内容，大部分引自杰出的巴西人种学家Darcy Ribeiro的著作：《Convivio e Contaminaco》，社会学，第十八卷，第1期，圣保罗，1956年。 
        （2） 国际劳工局，《土著人民》，日内瓦，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