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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正是立足于希腊文献传统的内部证据，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方法在荷马学术近期的发展中，做出了继往开来的又一次大推进。针对荷马史诗的文本演成，他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视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他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发展的“三维模型”，即从“创编─演述─流布”的互动层面构拟的 “荷马传统的五个时代”，出色地回答了荷马史诗怎样／何时／何地／为什么最终被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下来，并且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缘由。在借鉴帕里和洛德创立的比较诗学与类比研究的基础上，他的“演进模型”（evolutionary model）还吸纳了诸多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所提供的类比证据，其辐射范围包括印度、西非、北美、中亚等。最后归总为，荷马文本背后潜藏的口头创编和传播过程相当漫长，大约最迟在公元前550年史诗文本才趋于定型（第二、三章）。下面的论见，于是就具有某种一言九鼎的气度，且相当深入地揭示出荷马文本的形成历程：
“鉴于在文本性与口头诗歌传统的某些演进模型之间已彰显出坚实的平行对应关系，我一直在坚持论述的是：荷马史诗作为文本的定型问题可以视作一个过程，而不必当作一个事件。只有当文本最终进入书面写定之际，文本定型（text-fixation）才会成为一个事件。但是，在没有书面文本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本文性（textuality）——或更确切地说是文本化（textualization）。我一直在进一步辨析，史诗的荷马传统为这样的文本化提供了一个例证：在创编、演述和流布的演进过程中，史诗的荷马传统按其自身的再创编模式，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而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随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直至一个相对静止的阶段。我们可以将这一相对稳定的阶段归结为一个史诗吟诵人的时代（an era of rhapsōidoí）。”（148－149页）
在当代的史诗学反思和理论建构中，基于对文本誊录和制作的深入思考，田野与文本的关系，文本与语境的关系，演述事件与社群交流的关系，传承人与听众的关系，文本社区与学术研究的关系，都得到了全面的强调。这乃是因为无论荷马史诗还是印度史诗，历史上经过无数代人的编订、校勘，已成为书面化的“正典”，唯远古时代那气韵生动的演述信息大都流失在苍苍岁月之中。深深植根于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口头诗学”所做出的努力，无疑也是在力图重构文本的音声，给当代口头史诗的文本制作提供思考的前例，并进而为“演述理论”（也称“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两学派所继承。另外，在史诗传承传播的原生态链条上，在史诗的“第二次生命”（芬兰史诗学者杭柯语）得以延续的可能性方面，这些固化正典与活态传统之间层层叠叠的关联，堪称奥妙无穷。
因此，我们在古老的史诗文本与鲜活的史诗传统之间应该看到，从演述者、誊录者、搜集者、编订者、制作者、校勘者、翻译者、研究者，一直到阅读者，都是学术史链环上的一个个环节。史诗研究也就越来越从琐细的考证传统中摆脱出来，越来越接近史诗演述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面貌和一般特征。以纳吉为杰出代表的学者对古典史诗传统的重构，不仅是史诗学的重大推进，而且也是整个人文学术的厚重成果，已经对相邻学科产生了影响。纳吉对 Hómēros原初语义的词源学考证，对史诗文本“演进模型”的建构等工作，应当认为是对因循守旧的保守观点的反拨与超越，是古典学的某种“新生”。国际史诗学术正是经过这些学术上的追问与回应、建构和解构、肯定和否定，才让死寂无声的文本响起多声部的合唱，才让远古的荷马永远地驻留在热爱诗歌精神、热爱文化遗产的当代人中，从而永葆史诗传统的生命活力。
纳吉在本书第三章结尾所说的话，犹在耳畔回响。这段话所传递出来的，乃是一个古典学学者在追问到某种“真相”时内心的凄然之感：
“可是，从演进的角度来看，有关荷马的这一想象性视野可能会给我们中的一些人留下一种令人心碎的虚空感。这就犹如我们突然间失去了一位珍爱的作者，我们总是会钦羡他无与伦比的成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要确信的是，让我们一直所倾慕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位作者，我们从未真正地了解到任何有关他的历史记录，我们所熟知的只是荷马诗歌本身……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位我们无论如何也无从知晓的历史上的作者，但是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却重新获得了一位想象中的作者，他不仅仅只是一位作者，他是Hómēros，希腊精神的文化英雄，所有希腊人最珍爱的一位老师，伴随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每一次崭新的演述，他都会重新获得生命的活力。”（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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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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