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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米尔曼·帕里（M.Parry，1902－1935）对荷马问题的索解，引发了古典学领域的一场地震。他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艾伯特·洛德（A.B.Lord，1912－1991），共同开创了“帕里─洛德学说”（也叫“口头程式理论”）。通过对荷马文本作精密的语文学分析（古典学的拿手方法），帕里迈出了两大步：先断定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进而断定它是口头的。这种说法在当时不啻晴天霹雳，他们遭到了疾风暴雨般的围剿。为了让他们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帕里和洛德一脚踏进“田野实验场”，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精心设计的田野调查手段和方法，他们得出许多意味深长的结论，其核心是：史诗歌手决不是逐字逐句背诵并演演述诗作品，而是依靠程式化的主题、程式化的典型场景和程式化的故事范型来构造故事的。同理，堪称巨制的荷马史诗也就不可能是个别天才诗人灵感的产物，而是一个伟大的民间口头演述传统的产物。
口头程式理论迅速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一套学说，其概念工具，从“歌”发展到“文本”，再到“演述”，逐层深化；它的术语系统——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日渐深入人心，今天已经成为民俗学领域最具有阐释力的学说之一；就其理论命题而言，对荷马史诗是“口述录记本”的推定，对史诗传统是“演述中的创编”的深刻把握，既撼动了抱守精英文化的古典学，也撼动了特重底层文化的民俗学。新的学理性思考就被大大地催生了。
纳吉是古典学领域中深受口头程式理论影响的代表。他对荷马史诗传统及其文本化过程的精细演证，例如其“交互指涉”（cross- reference）的概念、“创编─演述─流布”（composition-performance-diffusion）的三位一体命题及其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视野融合，以及“荷马的五个时代”（the five ages of Homer）的演进模型，都大大超越了传统古典学的路数，也令古典学在当代人文学术的格局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从下面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纳吉是如何工作的：
在对荷马史诗的“编订者”的索解中，他没有就事论事地拘泥于希腊文献的考订，而是引领我们把目光转向印度史诗传统。在英雄和英雄崇拜问题上，纳吉是这样论述的：“在古希腊有关英雄的史诗传统及其发展中，导致英雄的崇拜可以说是一种亚文本（subtext）。此外，在地方层面上是英雄崇拜，在泛希腊层面上则是英雄史诗，二者之间存在着联系，这对认真看待并理解荷马传统的流布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印度活形态的史诗传统中也存在着显著的类比性。”（62-63页）这种类比性，通过以来自印度“拉贾斯坦”的例证得到说明——引出两部重要的史诗“巴布吉”和“德瓦纳拉扬 ”，说明史诗如何从祗敬死者英灵的传统中发展而来。进而说明，对强大英灵的持久性关注为这些史诗提供了框架，由此史诗的意义和生命力得以维系。（63-64页）
纳吉不仅在他所擅长的古希腊文献方面大肆“掉书袋”，而且还把这种词源学的疏解法延伸到了其他传统的领域中。例如，纳吉提到“把诗歌缀合到一起”的隐喻，不仅可以拿来与古风时期希腊传统中的“编制诗歌”的隐喻相对照，而且可以追溯到更为古老的印欧语系语言的源头。纳吉进而找到一个“ 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将一首精心创制的诗歌比作工艺精良的战车之轮。在最为古老的印度诗歌传统中——原谅我在此处略去了纳吉极为诘屈聱牙的征引——我们看到动词“接合、安装到一起”常用于指代木匠的手工艺，与直接宾语“诗音”组合在一个段落之中（《梨俱吠陀》），在同一段落中，又出现了“接合”与“轮子 ”（战车的换喻）的组合。总之，在印度传统中，“木匠”或“细木工匠”成为“大师”的一个隐喻。（121页）这些考辨最终指向了荷马本人，Hómēros 的词源意义可以解释为“他就是拼合在一起的那个人”！一位终极性的“细木工匠”对其终极性“战车之轮”所进行的精心制作，这是多么生动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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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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