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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
  作者:岳永逸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2-24 | 点击数:27465
 

 

   多方参与的龙牌会组织

龙牌会正日子一直都是二月初二。1990年代后,龙牌会会期变为二月初一到初四。龙牌会原本可能是醮会,与范庄西北相距10公里地的豆腐庄皇醮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i]

龙牌会主要由18户会头负责,供奉的是一个木制牌位,木牌上写有“天地三界十方真宰龙之神位”,字的两侧和上方都雕刻有龙的图案。现今的龙牌是1996年用厚重的木板新做的,花费了数万元人民币。包括底座,龙牌高2.45公尺,宽1.18公尺。在范庄人的记忆中,这已经是第五次制作的龙牌。据传最初的龙牌是纸折的,后来才改为木制。现存放在龙牌会库房中的木制龙牌按时间的后移逐渐增大,从二尺多高到四尺多高不等。包括会头,信奉这个龙牌的当地人习惯上将其称为“龙牌爷”、“龙牌老人家”等。[ii]

二月二是龙牌会的正日子。龙牌会以前有“当家的”,由当家的组织庙会。现在,龙牌会会头们公推有正、副会长。龙牌会由会长牵头组织,并下设伙房、龙棚、什好班、文宣、外事、戏班、烧水班、会计组、烟火班、保卫组、库房等部门,分门别类地负责庙会期间的诸多事宜。每年庙会期间,组织者都将组织机构、筹备会名单、捐款名单、献菜名单,介绍龙牌会由来的文字和有身份的嘉宾写的赞颂龙牌会的诗文写在展板上,竖立在龙棚门口。在龙牌会组织机构中,除作为主体的会头外,还包括帮会和不是会头而热心龙牌会的赋闲在家的地方精英等,总人次常在70人左右。根据当年庙会的情况,分工可能会有小范围内的调整,但每个人的分工相对固定。
对于龙牌会的会头而言,他们的生活中一年有三个“六”,腊月十六、正月初六和二月初六。腊月十六,正副会长等要聚在一起商议开年后龙牌会如何举办,召开筹备会议。正月初六,主事的要给包括会头在内的,范庄热心龙牌会的行好的分工,明确每个人在庙会期间的职责。二月初六,会头们要聚在一起,对当年的龙牌会进行总结,向龙牌爷禀明当年庙会的收支。
会头是龙牌会的支柱与核心,是做实事的人,他们轮流侍奉龙牌并传递对龙牌的信仰,讲述龙牌的灵验。由于会头不但要信奉龙牌,长年侍奉龙牌,庙会期间义务做很多事,而且在自己家轮值侍奉龙牌时还涉及到香火钱的收支,因此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成为会头,也不是愿意成为会头的人就能成为会头。
据众多老会头及老年人回忆,解放前约有十二、三户会头,全为贫民,一心为公,就是平时在村民中的威信都很高。现有的会头大多数是祖传,也有少数新近入会的。由于会头之间也存在矛盾、分歧,因此就有十七户、十八户甚至十九户等不同的说法。就个人身份而言,情况比以前复杂,有共产党员,也有村委干部,会头家也不像过去那样是清一色的贫穷人家。成为会头并无什么严格限制和特殊标准,主要看这个人是否“行好”或“行善”,信奉龙牌。

“行好/善”是当地人运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在当地人生活中有着丰富的含义。岳永逸(2004b:26)曾分析指出:

在汉语语境中,好与坏相对,善与恶相连,行好有着多重含义。一是广义的,指所有对他人有好处的行为和品德。除烧香念佛等外,还包括有正义感、一心为公、修桥铺路、善待他人、不欺生、不骂人打架、乐于助人、孝敬父母、善待公婆、尊老爱幼等所有传统美德和今天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精神文明。它更强调善的具体行为,其动作性和操作性强,并将所有群体和个人有利于他人的言行都纳入其中。行好的第二层含义是在佛教、儒教、道教和曾经在华北盛行的民间宗教等不同层次的传统文化孕育下,有着浓厚的乡土色彩和民众所领受这些宗教精神的一种抽象的,也是形象化的草根性表述[iii]。今天民众口中的行好是历史化累积表达的结果,尤其在梨滞销,多数人家不得不靠往年的积蓄缴纳税收的情况下,它更委婉地表达出“对现实社会状况的不满和试图加以影响与改造的意味”,表达出村民与基层官员所代表的政府之间一定的对立,也表达出本土信仰、价值观念与尚未完全融入中国文化的天主教等西方信仰之间的对立,蕴含了东西之间曾有的、现存的和将来可能有的冲突。在此种意义上,行好指的是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及体现这些观念、道德的行为与行为主体。同时,它也是村民们的一种思维模式和分析工具,是将我群体与他群体区分开的标志,和自我描述、评价的重要指标,是从“我群体”出发,对好坏、善恶、是非、美丑、正邪、真假区分的结果。再次,在经常过会的行好的看来,行好所指的就是她们经常参与的过会、烧香拜佛、唱诵经文等具体行为,香道的给人打香、看病、看事和占卜都是行好的具体表现。

在某户人家申请成为会头时,原有的会头要考察该户人家的上一辈和下一辈,看是否真的行好。如果某户人家是会头,不仅男主人称会头,女主人也称会头,但是习惯上,会头一般指男主人,议事时也主要是男主人参加。庙会期间,会头家的男、女主人都积极到龙棚内外主动做事。其分工大致遵循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女性主要在龙棚内伺候龙牌,照看香炉等。男性主要担负对外的接待、引领、龙棚的搭建等工作。但是,当龙牌会作为一个庙会组织或信仰组织前往他村参加庙会时,一般都是女会头前往。同时,并非所有的男会头都虔诚的信奉龙牌,他们对龙牌会积极参与主要是将其作为有利于范庄的公益事业,并认为这主要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不能轻易丢弃。相反,女会头多是虔诚的信仰者,并促使男会头为龙牌会做事,为龙牌服务(宋颖,2002;刁统菊,2003)。现今,作为信仰行为实践主体的女性,已经慢慢地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并在龙牌会中公开担当起了重要角色。[iv]2004年的龙牌会组织机构名单中,首次有了女会长一栏,并列出了三位女会长的名字,她们有的是女会头,有的是给人看香的香道的。

出于共同对龙牌的信奉或服务,会头之间相互信赖。但神圣的信仰并未消除作为俗世之人的会头间的猜忌。在当年龙牌会将龙牌请往龙棚的前数日,当年侍奉龙牌的会头家都要在龙牌爷前烧法纸,以向龙牌爷和其他会头及信徒表明自己的正直、清白。烧的时候,常是该家的女会头和其他女会头一起进行。她们先将约20公分高、10公分宽的黄色法纸捏成或折成筒状,将上端点燃后竖放,并口念“烧起来烧起来”。如果烧着的法纸飞升起来,就表明该会头对龙牌爷的诚心、正直与清白——未私吞香油钱。如烧着的法纸没有飞升起来,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当事人会再烧法纸。现在,对求助于龙牌的一般信众而言,不论何时,如果在龙牌前烧的纸没有飞升起来,就意味着烧纸的人心不诚,龙牌没有接受求助者的供献和求乞,求助者就不得不再次烧纸。

以往龙牌会的当家人可以不是会头,他是负责牵头组织龙牌会的热心人。当家人必须办事公道,处事利落,正直,无半点私心,令会头心服口服。逝去的当家人中,人们能回忆起的有解放前的武老丫和解放后的刘疯子。另外,龙牌会一直有帮会。帮会是帮助轮值会头侍奉龙牌的人家,但他自己家还不能参与轮值侍奉龙牌。帮会可以是本村人,也可以是外村人。帮会是一种身份,也是从普通信众到会头的过渡阶段。
除了会头、帮会之外,范庄不少不在任的村干部和以前在外工作,现赋闲在家的并热心村庄活动的长者都参与到龙牌会的筹备之中,并在龙牌会中担负着龙棚中敬神之外的不同角色。由于他们有曾经在外工作的经验,见多识广,他们也就常常充当了文宣、外事等工作,龙牌会的解释权有相当一部分也就在他们那里。尽管如此,他们对信众在龙牌前的求乞仍持保留态度,并基本不会前往龙棚。曾经与村民一样在村中的生长、生活使得他们完全理解前往龙棚求助的村民,而长期在外工作的阅历以及此过程中接受的更倾向于长期与乡下人相对的城里人价值观念,又使得他们表现出与普通村民的不同。

1990年代初以来,由于新闻媒体及学术界这些来自京城、省里的“上面”的人的进入,宗教政策监控的进一步松动和对基层干部宗教工作考评机制的变化,全国都红红火火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政策指引,村、镇及县政府都对龙牌会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不但在龙牌会期间,村委的办公地成为龙牌会的办公地、接待处,长期以来象征权力的村广播也归龙牌会使用,作为干部的村党委和村政府的成员则处于隐形状态。到1996年,龙牌会在本地知识分子及外来学者的建议下,已经开始酝酿成立相关的博物馆。龙牌会期间,村、镇、县政府也在龙棚之外的范庄以不同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科普宣传、政策法规宣传,等等。在多数年份,当大多数学者将要离开龙牌会前,人们都要在村委院内举行关于龙牌会的座谈会。会头们与以不同形式参与到龙牌会的赋闲在家的精英们,县、镇与村的干部,和前来调查的学者们聚于一堂。在学者和专家们面前,多数会头都是沉默的静听,能与学者对话,或回答学者问题的多是干部与赋闲在家的地方精英,或者是想获得一定表达权利的会头。实际上,有个别会头也曾经担任过村里的干部。1999年,因为龙牌会,范庄镇镇党委特意将党代会延期。

另外,奉教的等其他信仰者虽然在龙棚内处于缺失状态,但同生活在一个地方的他们也同样会出现在龙牌会期间的集市和娱乐场所,成为作为一个整体的龙牌会拥挤的一部分。同时,范庄及附近村庄的奉教的得到政府承认的有规律的宗教生活,以及天主堂顺利的恢复等都间接地成为行好的积极过会和努力争取建庙的动因之一。
平常,供奉龙牌的会头家一年四季的白天晚上都必须留有人在家侍奉龙牌和为前来烧香的人提供方便。早上起床洗刷后,轮值会头家就要给龙牌烧香、烧纸,晚饭后、睡觉前也要给龙牌烧香和纸,日日如此。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前来上香的人多些,轮值侍奉龙牌的会头家的人会更忙。至于如何确定每年由哪户会头侍奉龙牌,有事先排好顺序和年前抓阄儿两种说法,这些由会头内定,属于龙牌会的“内部知识”,其他人不得而知,或道听途说,语焉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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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现今的龙牌会一直都有“皇天大醮”的旗帜。在1999年的龙牌会现场,我就听说豆腐庄与范庄两村之间是“对子村”的说法,两村村民习惯称范庄为“东头”,豆腐庄为“西头”,他们各自对其良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都是共认的,并强调在任何时候,两村村民之间那种融洽和互帮互助的关系。但是,现在的范庄人仅强调他们曾向豆腐庄的皇醮会借神案,具体情况则不愿谈及。200372829日(农历六月二十九到七月初一),我与王学文一道专程现场调查了豆腐庄皇醮会的全过程。豆腐庄皇醮会主要是一个因蝗灾而起的醮会,一年一醮,现在仍保留着鲜明的醮会本色,这在北方并不多见。豆腐庄人自豪地说,龙牌会是向他们皇醮会学的,除了主祀神龙牌和祭祀地方不同之外,其余都基本一样。早年,龙牌会经常向皇醮会借神案,在将这些神案复制完之后,就不再向皇醮会借了。二村醮会醮棚中的仪式都是赵州城中关爷庙的道士主持。我的主要报告人徐书华(1923年生)小时就曾亲眼目睹范庄人前来豆腐庄借神案,并将神案顶在头顶,在村内和出村口后不同的行走方式。虽然今天的范庄人已经不愿意深谈龙牌会与皇醮会之间的关系,但两个庙会组织之间仍来往密切。让豆腐庄行好的欣慰的是,由于种种原因,2002年的龙牌会没有给包括外来学者和他村香客在内的外村人提供斋饭,唯独把来自豆腐庄的行好的请到饭馆吃饭。当举办庙会的时候,双方都通常较早地就赶往对方的庙会烧香礼拜。尽管今天龙牌会在赵县有唯我独尊的味道,过会也不向外村发放会启,龙牌会男会头更难前往他村庙会过会,但皇醮会是他们必去的。2003年,龙牌会会长史振珠原计划要亲自前往皇醮会,由于镇上开会,就让另外两个主要负责人刘苏军和田银庆前往。关于豆腐庄皇醮会的详细情况,可参阅岳永逸、王学文(2008)的专题报告。

[ii] 龙牌在华北是常见之物,但其神格则难以确定,并不一定与龙王有关系。因为皇帝是“真龙天子”,传闻有的龙牌就与皇帝相连。大夫庄也有一个龙牌,据说是铁佛寺的遗物,乃明朝的万历皇帝所赐。直到1990年代末,大夫庄的部分人也围绕该龙牌在二月二过会,只不过规模很小。在20025月的铁佛寺庙会期间,来自大夫庄的四个茶棚中都有纸画的龙牌,其大小相仿,但字则不一,或“天地三界十分真宰之神位”,或“万岁万岁万万岁”,或“当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每个茶棚都强调自己的神马是按照真正的龙牌绘制的。或者类似的牌位与曾在华北普遍盛行的白莲教、天地门教等民间秘密宗教所信奉的无生老母有着渊源。濮文起(2000: 186-187)就曾提及,在河北沧州,天地门教的元宵节圣会的神棚中,所供奉无生老母神牌上就写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座”。

[iii] 梁景之(2002:105)指出,“学好”与“行善”就是一炷香教、圣贤道等民间宗教一贯奉行标榜的处世信条。

[iv] 要指明的是,刁统菊(2003)片面地认为女性固守龙牌,主要在龙牌前从事一些仪式活动是汉族父系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在民俗宗教仪式实践方面的体现,展现出的是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社会地位和男女在父权文化下的一种尊卑格局。但是,只要注意到男女生理构造引发的社会分工、女性在庙会中一直就有的重要性、男性在庙会中做饭主厨等因素,就会发现女性在龙牌会中的主体性并非男权或女权的问题(岳永逸,2004b: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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