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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口头传统研究的深化与“口头理论”的体系建设
1986年，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创办了学术刊物《口头传统》（半年刊），同时创建了口头传统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Oral Tradition），标志着国际性口头传统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阵地和专门的研究机构。口头性问题的讨论是该刊从创刊以来的核心话题。弗里从担任主编直到他2012年辞世，一直大力推动对文学之口头性的研究，同时利用该刊物的编委会和口头传统研究中心这一平台，广泛联系国际上相关领域的学者，推进口头传统的跨学科对话和交流。弗里在密苏里大学开办了洛德讲座系列，编辑了三个书系：“阿尔伯特·洛德口头传统研究书系”“演述与文本中的音声书系”和“口承与书写诗学书系”，推出系列著作20多种。再加上刊物每年两期（个别年份一期）的发稿量，主要从文学视域出发的口头传统研究，迄今已经积累了极为可观的成果。芬尼根（Ruth Finnegan）曾写到：“《口头传统》刊物的在线电子网页已经吸引了世界上216个国家的超过2万名读者。”［45］顺便说，该刊物曾出版了中国口头传统专辑，推动中国口头传统研究与国际学界展开有益的对话，也体现了主编的胸襟。作为《口头传统》学刊的继任主持人，哈佛大学的埃尔默（David F.Elmer）在其怀念弗里的文章中概括说，“就将口头传统建设成一个清晰和连贯的领域而言，恐无人出其右”［46］，这个评论恐怕无人反驳。
如果就文学之口头性问题的发展做个非常粗略的梳理，则可以尝试性地说，以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为主要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所推进的符号学诗学为开端，经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故事形态学添加思想材料，形成口头文学的形式主义一派，口头程式理论也部分地属于该方向。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是试图将研究对象分解为构造单元，并通过切分各要素及描述它们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揭示文学的口头性特征。媒介环境学和人类学的携手，再加上部分地从语言学获得启迪和灵感，就让学界看到从民族志诗学到演述理论的形成，也就是“言语民族志”一派，他们更关注和擅长解析演述过程中诸要素如何协同制造和传递意义。不过，要想通过思想脉络来梳理口头传统（口头性）研究的诸流派及其彼此关系，恐怕劳而无功，因为他们各自的思想渊源都不单一，只是在口头性研究这个维度上彼此交织，所以无从划分出流派来。更恰当的做法是把它们看做是“星系”，众星闪烁，彼此之间有引力关系，却又各自按自己的轨道运行。
立足文学领域，主要从口头程式理论出发，广泛吸纳相邻领域的成果，将口头传统研究熔铸为“口头理论”（oral theories）并得到学界认可和推崇，弗里居功至伟。阿莫迪欧（Mark C.Amodio）为其编辑的纪念文集《约翰·迈尔斯·弗里的口头世界：文本、传统及当代口头理论》撰写了“引言”，其副标题就是“从口头程式理论到当代口头理论的通道”，全面介绍了弗里将口头程式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的贡献［47］。对弗里的理论贡献进行全面介绍不是本文的任务，篇幅所限也无法完成，不过，若是究其大端，则可概述如下：弗里自己很重视他关于口头文学是“内在性艺术”（immanent art）的总结，进而围绕这个核心命题，建构了一系列术语，如“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大词”（large word）和“整数”（integers）接受等。如果要通过他的代表性著作来简要勾画其思想的轨辙，则这几部书需要提及：《内在性艺术：传统口头史诗之从结构到意义》（Immanent Art:From Structure to Meaning in Traditional Oral Epic,1991）、《演述中的故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1995）和《怎样解读口头诗歌》（How to Read an Oral Poem，2002）。在这几种著述中，弗里对口头程式理论进行了很好的继承和很大的发展。概括地说，首先，弗里反对将口头性和书面性的规则做简单的二分法理解，他认为“口头传统的诗学与书面的诗学共享一些特征，而在另外一些特征上又彼此不同”［48］。其次，弗里专注于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之间的差异，进而通过解析口头文学的特异性来建构口头诗学的理论。就这一点而言，弗里其实全面进入了口头性问题。所以在弗里这里，口头文学的言说方式和意义呈现的方式就是首先需要深入辨析的。于是，口头文学的“非文本性”（untextuality）［49］就需要首先纳入考虑。因为与阅读文学作品不同，口头文学是在“演述场”（performance arena）发生并进行的，口头演述人所使用的语言风格属于在传统中形成的特殊“语域”（register），他当然同时是发挥“语词力”（word-power）的行家。程式由于被理解为不可切分的单元，也就被理解为不可切分的“整数”（integers）。为了便于现场创编，口头文学的整体风格必须立足“交流的经济性”（communicative economy）［50］。
诚如芬尼根所说，口头程式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于统领性地位，并且持续在北美和欧洲产生很大影响［51］。这也就意味着偏于形式主义的研究倾向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居于统领性地位。所以，阿莫迪欧说，只有个别学者如法国的雷诺阿（Alain Renoir）和美国的弗里在讨论口头文学的美学特征，这就显得比较另类。在弗里身上体现为从姚斯（Hans Robert Jauss）这里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来阐释口头文学的接受问题，从海默斯（Dell Hymns）这里借鉴语言交流过程中属性和规律的见地进而形成关于交流“通道”的说法，从泰德洛克（Dennis Tedlock）等人这里借鉴关于口头文学之音声属性的思考从而斥责捕捉活形态演述文本进而将其制成标本的粗暴做法等。当弗里将口头文学概括为一种“内在性艺术”，这里既有以传统为本的立场，以传统文化环境为知识参考框架的维度，也有以艺术力量为解析核心的创新，从而让口头文学研究回到文学领域中来，也就朝向克服百年来口头文学研究者高度偏爱形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从欧洲发端，在欧洲获得极大的发展，进而在北美收获一批追随者。欧洲学者关于叙事法则的总结、故事母题索引的编纂、故事形态学的抽绎等，都可以看做是这种倾向的结果。当然，民间故事等叙事文类所具有的如钟敬文所总结的“类同性”属性，是引发这种学术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文学的口头性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首先，弗里反对粗暴地运用书写文化的法则解读口头文学现象，这体现在他强调研究者手里的用于研究的誊写文本是原本有生命的活的文学活动，“口头传统的演述被采集起来，这就是说，通过记录在纸上、声学媒介或视频媒介上，被人类学家或民俗学家捕捉并监禁在狩猎袋里”［52］。于是，鲜活的有生命的表演就被堂皇地经过被认可的方式——誊写、编辑、出版等，剥夺了生命，做成了化石。其次，他态度激进地提出，应当重新审视形成于传统书写文化中的经典。因为居于主导地位的书写文化（掌握印刷的出版商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遴选、认定和宣传经典的过程中，大大挤压了口头杰作的存在空间。所以他说“典律与口头传说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前者依赖于客体、静态及上架收藏空间；后者依赖于道路、表演及传统的联想性”［53］。
弗里意识到只有弘扬口头文学的文化意涵和美学品质，才能重新评定长期被低估的口头文学的意义和功能，于是他走出了其导师洛德的偏于结构主义的路数，大踏步走向“从结构到意义”的探索，这不仅需要勇气，尤其需要博采众长的胸襟和开创新局面的学科站位。用弗里自己的话说，“口头程式理论揭示了口头诗歌的结构，而‘内在性艺术’探寻该结构的意义。请注意我没有说该结构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说它是‘怎样’的”［54］。这样一来，从口头程式理论的口头和书写两歧遂分，到弗里将两者统合为一个谱系的“内在性艺术”的阐释，口头文学在过去这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就完成了一个从分到合的旅程。原来学界只要讨论口头文学的文学性和诗学问题就从书面文学的法则出发的惯制（最典型的代表是关于荷马史诗文学性的研究），在一个更高的梯级上得到回归：联系着整个文学阵营（书面和口头）的一般法则，从口头性出发讨论口头文学的诗学问题的拓展，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可。可以说，从口头程式理论到口头理论的进阶，就不简单是技术层面的精细化进步，而是在整体文学观笼罩下，在充分尊重各自的文学生成和传播接受法则的基础上，将人类的语言艺术创作进行整体把握的新境界。这就让钟敬文关于口头和书面“原本是一件东西的两面”的深刻见地，得到来自远方的到位论证。
阿莫迪欧认为，帕里1928年发表的法文博士学位论文《荷马史诗中的传统特性修饰语：论荷马的语体风格问题》（L’Épithète Traditionnelle dans Homère:Essai sur un problème de style homérique），连同洛德1960年发表《故事的歌手》和弗里在1991年出版的《内在性艺术》，堪称口头文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著述。其中弗里的“革命性”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口语艺术如何通过专门的渠道和专门的方式生成和传递意义［55］。这一论见证明，我们这里通过从帕里到洛德再到弗里的简要勾勒，描摹西方学界在口头性问题上的主要成就和特点，是有足够的代表性的。
需要在此提及的是，弗里1997年首次来中国，在内蒙古从事田野研究，其间在京拜访了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小红楼钟宅洒满阳光的书房里，他俩就口头文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交谈了许久，笔者在场做口译。钟敬文对程式问题兴趣很高，他不仅随后在指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时鼓励探究“口头性”问题，还反思说“我们以往对‘口头性’的论述，偏重于它的外部联系，相对忽略它的内部联系”，还说尽管我们过去也有“陈言”“套语”的说法，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56］。这两位宗师分别是笔者的博士指导老师和博士后指导老师。在笔者随后的学术探索中，他们的思想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联系在一起。
结语
在中国这个文字使用传统非常悠久、文献积累非常丰厚、作家诗人不可胜数的国度，只要多少关心一点中国文学传统的读书人，大多会有中国文学是以作家文学发展历程构成主流的一般印象。这就与书写历史不长的民族关于他们自己文学的印象和评价大相径庭。譬如，在有几百年文字使用历史的蒙古族文学中，所谓“三大高峰”公推《蒙古秘史》《江格尔》和《格斯尔》。后面两部史诗是长期活态传承的口头史诗，《蒙古秘史》则是13世纪上半叶书记官从部落耆老们口头陈述中记录下来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秘史［57］，可以看做是有口头来源的文字作品。本民族的文学经典主要是口头文学这一点，对于蒙古族民众而言丝毫不会令他们感到不够硬气，这就像汉民族文学传统中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被看做是其文学的一个又一个高峰一样，他们只不过各自将自己文学传统的实际情况视为自然而然罢了。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文化人中多见看重和熟稔书写文化的人，连对民众的口头文学非常有感情的钟敬文也时时是立足书写看口头的。在《概论》中有这样的话：“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不同，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特殊的文学。它反映了人民的生活与愿望，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融汇了人民的艺术才能，并为人民集体所承认和保存。”［58］口头文学是“特殊的文学”，需要通过寻常的、不特殊的文学（书面文学）来反衬，以彰显其“特殊性”。其实从这一段话里，是可以读出这一层隐含的意思的。因为主要是从书面文学的范式出发看待口头文学，于是在香港版的《民间文学》教材稿本中，人们就可以读到关于口头文学之美学问题、口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关系问题及与通俗文学之关系问题等的专章讨论。在后来的《概论》中表述虽不同，但以书面文学为基准进行口头文学研究的旨趣还是很明显的。这是《概论》的第一个特点。
《概论》“主要的任务是提出这门功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它不是专门的研究著作，也不是发表个人见解的专业论文。因此，在这本教材里，提出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它所阐述的，相对地说也是比较稳定的知识”［59］。《概论》出版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民间文艺学领域奉为宝典，得到特殊的重视，于是出现了被施爱东概括为“概论思维”和“格式化”书写的现象［60］，追随者纷纷仿照《概论》的模式和框架，编写出诸多各式各样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这当然不是《概论》本身的问题，因为它对自己有清晰的设定和目标。可以说，《概论》成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工作模版，这是其第二个特点。
《概论》是国际学术对话的结果，但这种对话因为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在某些局部展开的。国际上20世纪中叶以来的理论，就较少进入到概论的体系之中，其结果就是20世纪最后十几年和21世纪最初十几年中国民间文艺学界发展明显的若干领域，如故事学、史诗学、神话学等，都是立足《概论》所铺就的基础，但迈出了《概论》框架之外。此外，《概论》还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意识在口头文学这个“特殊”领域的运用。这也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基本上很少创用和发展属于口头文学自己的概念和术语体系［61］；第二，在田野研究方面所提供的指引比较有限，因为中国学术传统中相关经验积累比较有限；第三，经常轻车熟路地从文献资料中援引样例，这是传统人文学科都擅长的做法。《概论》是体现了中国人文传统而又与国际学界（主要是苏联）展开部分对话的产物。这是其第三个特点。
《概论》后来放弃了钟敬文在20世纪40年代末在香港居留时期提出的关于口头文学之美学维度的考虑，这是很可惜的。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很早就开始记录口头文学的国家，又因为有极为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以及在数量上长期占据压倒优势的不识字人口，在“言文互缘”方面，有太多资料和经验。随着城市的繁荣，介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书会才人大量涌现，通俗文学和曲艺获得很大发展，就在口头性与书面性之间建立了多方面的关联。所以中国传统文人可能多少有轻看民间文艺的心理，但不会将民间文艺当做异类来看。类似达尔马提亚（Dalmatia）文学传统中口头和书写彼此隔绝的情况［62］在中土传统中是找不到踪迹的。于是，从传统的诗话词话中获得启迪，用考究诗词小说的方法转而考究口头文学的审美特征，也应当说是能够平滑转移过来的。考虑到西方学术传统中长期偏重形式主义研究，忽略审美维度的研究，可以说我们的民间文艺学曾是着先鞭的。
与《概论》类似的著述，在国际上也少见。在框架和结构上比较相近的是韩国学者集体编纂的《口碑文学概论》。该著的提醒很有道理：“迄今为止，对文学的研究方法全部是以记录文学为对象发展而来的，所以将这种方法直接移植于口碑文学显然不合适。因此研究者必须要克服探索口碑文学的研究方法这一难关。虽然探索口碑文学的研究须以口碑文学具有的特殊性为基础，但从深层次地讲这种研究不能不说是对一般文学的一种崭新研究。”［63］就是说，以书面文学的方法研究口头文学难免方枘圆凿，不过契合口头文学特征的研究却会给整个文学研究界增添新的烛照。
西方口头文学研究的一百年，是巨匠和成果迭出的一百年。就与文学口头性相关的维度来看，从符号学角度（雅各布森）深化了对音声符号的认识，从程式和结构角度（帕里、洛德和普罗普等）深化了对口头叙事之构造的解析，从媒介角度（翁）深化了对传播和接受的理解，从内在性艺术的角度（弗里）拓展了对口头文学美学特质的把握，不一而足。偏于形式主义的口头程式理论，已经被统合在“口头理论”的大旗之下。与之相比，在若干专题研究上，中国同行的行进步伐是多少有点迟缓了。不过，多民族的中国拥有极为丰富多样的文学传统，有极为悠久的书写历史和极为活跃的活形态口头演述艺术，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还有在建设口头文学理论体系方面颇具雄心的同侪。一些立足于建设口头诗学的专题研究成果已经陆续面世，口头文学的体系化理论建设已现端倪［64］。当下，从口头性问题入手，校正长期以来盛行的以书面文学的研究法剖析口头文学的路数，强化口头文学的学科主体地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学传统。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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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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