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专题

　　二、不举五月子的故事

 

　　元好问说：“古今俗忌，以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赴官者顿不敢发，生子者弃不敢举。不幸而与祸会，故一切以俗忌为当然，赴官后，期盖不足计，生子而不之举，其祸可胜言哉。”关于“赴官者顿不敢发”的说法，早在《北齐书》中就曾提及：“阴阳书，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意思是如果官员在五月份上任，那他这个官位就做到头了。至于端午出生的孩子兆不祥的说法，矛头主要指向了四个方向。

　　（一）对父母不利

　　这一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孟尝君田文的故事：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

　　东汉《风俗通义》称：“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的《论衡》也说：“（俗）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已举之，父母祸死，则信而谓之真矣。”历史上许多五月五日出生的名人，都曾面临过这个问题。比如，东汉名臣胡广，因为被父母弃养，成了一个“葫芦娃”：“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俗谓恶月，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两无所归；以其托葫芦而生也，乃姓胡，名广。”这是一个典型的“江流儿故事”。

　　上述两则故事常被各种岁时笔记用来解释端午的“恶日”习俗，同时以孟尝君和胡广的显达事实，暗含一定的批判性，表达出“有此一说，未必如此”的质疑态度。清初董含《三冈识略》记载了两则与端午恶日习俗相关的故事，特意强调“古语之不足信”。第一则是错认凶兆，杀子惹祸的故事：“有杨冠者，以肩舆为业。其妻端午日产一子，三目，额有两角，中一目尚未开，如道家所塑王灵官状。冠惊骇，杀而瘗之。是夕，梦一金甲人诉之曰：‘予以微罪，偶谪凡间，托生汝家，何忍见杀！今秋必有报汝。’未几，夫妇俱为乱兵所害。”第二则是错认吉兆，梦想破灭的故事：“旧谚：‘夏至难逢端午日，百年难遇岁朝春。’言节气相值之难，非以为瑞也。至日端午，岁庚戌，予始一遇。至元旦立春，按崇祯元年朔立春，适际改元，咸以为天人一新，千载罕遇，真太平之兆。未几，寇盗纵横，祸乱四起。古语之不足信如此。”习俗认为，夏至逢端午是凶兆，立春逢春节是吉兆，而董含以明朝的灭亡为据，证明了“古语之不足信”。

　　（图：山东青州孟尝君墓。百度百科图片）

　　（二）对自己不利

　　除了孟尝君和胡广等极少数案例，无论在文人叙事还是民间叙事中，只要强调了某人出生于五月五日或者端午日，无论他长大后为善还是为恶，都难逃厄运。

　　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端午儿”故事，大概要算《警世通言》中的《陈可常端阳仙化》。温州秀才陈可常，生于五月五日午时，从小聪明伶俐，无书不读，无史不通，却三举不第，穷苦潦倒，出家灵隐寺，做了行者。某年端午，因端午题诗受到郡王赏识，收为门僧，眼见似将飞黄腾达，没承想下一个端午节，就被郡王家的小妾诬告与之通奸怀孕，郡王令临安府将陈可常屈打成招，只有灵隐寺长老坚信其冤，一再强调“此事日久自明”。第二年端午节，小妾招供与他人通奸之事实，可常冤情得洗，郡王再次差人去请，却不料可常已经决意赴死。圆寂之前写了一首《辞世颂》：“生时重午，为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时重午。为前生欠他债负，若不当时承认，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已分明，不着抽身回去。五月五日午时书，赤口白舌尽消除。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其中“赤口白舌”指的是恶言恶语，“天中节”是端午节的别名，“赤口白舌尽消灭”则是南宋以来最流行的端午辟邪语。

　　清末小说《斯文变相》中，有个杭州名士王处士，因遭人陷害，在玄妙观剖胸自杀，有个叫缪宗传的人，以此命案为由，向当事人敲诈了一万二千两银子。小说中交代说：“原来王处士是个五月五日生的，缪宗传凑巧和他是同庚，又是个同月同日，两家母亲，为着端阳毒日，诸神下降，被这血光污秽着菩萨，怕的儿子长不大，同到城隍庙里，许了一个愿。缪家太太把儿子过继在城隍娘娘的名下。王家太太把儿子过继在杨四将军的名下······两家便商量起来，认了个姑表兄弟，时常的走动。”

　　民间文学也常常利用端午来预示人物的悲剧结局，比如清末民初的民间说唱《绣像梁祝姻缘鼓词》，讲到梁山伯与祝英台草桥关相遇，交换年庚撮土结拜时，唱道：“二人双膝来跪下，拜天拜地拜祝明。山伯说今年二九十八岁，五月初五子时生。英台说我今年二八十六，三月初三子时生。山伯说那个三心并二意，英台说叫他急死化灰尘。山伯说或是富来或是贵，英台说同享荣华过一生。山伯说日间同桌夜同宿，英台说生同罗帐死同坟。”

　　（图：1950年代杨俊生绘《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年画）

　　（三）对兄弟和爱人不利

　　汉魏以前的恶日观念，一般只是说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对父母不利。魏晋之后，恶日的凶险度进一步扩大，传说五月五日出生的人，不仅祸及自身，往往还会祸及家人。史书记载中最著名的是东晋名将王镇恶的故事，据《南史》记载：“王镇恶，北海剧人也。······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疎宗。猛（祖父王猛）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如果故事只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这也是一个孟尝君故事的翻版。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近乎灭族的故事。王镇恶的下场是：“镇恶率军出北地，为田子所杀，事在序传。时年四十六。田子又于镇恶营内，杀镇恶兄基、弟鸿、遵、渊及从弟昭、朗、弘，凡七人。”沈田子不仅杀了王镇恶，还将依附于他的七个兄弟也全杀掉了。

　　《金瓶梅》塑造了许多富有深意的女性形象，其中有一个很受文学批评家称赞的韩爱姐：“十分人才，属马的······年十五岁，五月初五日子时生······”小说多次提到她是五月五日出生，小名五姐，还刻意强调她十五岁，属马（马即是“午”）。处处逢五，偏偏出生的时辰是子时，可见这是一个极阳日的极阴时出生的女孩，阴阳严重不谐，小说如此强调，就已经预示了她一生的悲惨命运。爱姐虽然生得花容月貌，但是一辈子跟上哪个男人，哪个男人就会倒大霉，最后爱姐只能削发毁目，出家为尼，直到31岁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