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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岚]“谁是外地人”:大都市居民的地域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以上海为例
  作者:康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4 | 点击数:2244
 

三、研究结果

  (一)以户籍和族群为交叉的六类人群的态度差异

  表4数据显示,以户籍和族群为交叉的六类人群对于“谁是外地人”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态度差异。移民二代的态度是最鲜明的,在“外来民工”和“出生在外地”这两项上的提及率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对于“听不懂上海话”的提及率也是最高的,而对“没有上海户口”的提及率又是各人群中最低的。这一结果与移民二代的身份比较相符,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即获得本地户口,因此户口不是他们的敏感点,但作为移民的后代,他们对族群身份则相对更敏感,因此会更强调出生地;另外作为在本地出生、成长的人,他们多数都能听懂本地方言,但在家里与父辈交流的语言又不是本地方言,因此对语言的要求更倾向于能听懂但不一定会说。另外从表3的数据看,移民二代的平均年龄是47.4岁,是各人群组中最高的,根据年龄推算,他们的父辈大部分是在1958年上海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之前迁入上海的,与今天的落户门槛偏向精英移民的政策不同,移民二代的家庭出身处于“非中产”阶层的比例可能更高(表3数据也是佐证),因此他们对于阶层身份也会比较敏感,作为拥有本地户口的人,希望将自己与外来民工进行区分。新上海人最强调是否拥有上海户口是识别外地人和本地人的重要指标,这也与他们主要是后天获得上海户口的特点紧密相关。回乡二代有相对更多的人认为“不会说上海话”就是外地人,这可能因为他们出身于父辈即是上海人的家庭,因此与移民二代不同的是,他们更擅长说上海话而不仅仅是能听懂,而且作为从上海出去又回到上海的人,方言是他们标识自己是本地人后代从而获得相对优越感的重要表征,但回乡二代的有效样本量比较低,只有18人,因此数据的意义仅做参考。“上海人”这一群体强调“外来民工”就是外地人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占到近7成,这可能是与上海文化中习惯将外地人唤做“乡下人”的传统有关,显然“外来民工”作为从农村到大城市打工的人是与“乡下人”最接近的群体。

  外地户籍的人群的答案则比较分散,没有任何一项内容的提及率是处于各组中最高的,在“听不懂上海话”这一项上,他们的提及率相对较高。另外,从居留时间看,来沪10年以内的外地户籍者比来沪10年以上的外地户籍者更强调“没有上海户口”的意义,而后者比前者更强调“不会说上海话”的意义。

  (二)以户籍和阶层为交叉的四类人群的态度差异

  表5根据户籍和阶层两个维度的交叉结果将人群分为四类:外来中产、外来非中产、户籍中产和户籍非中产。数据显示,非中产阶层无论是否拥有本地户口都更强调“外来民工”是外地人,这清晰地表明了阶层身份对非中产阶层的敏感性。关于“没有上海户口”就是外地人的认同率,支持率最高的人群是“外来中产”和“户籍非中产”,这一结果鲜明地佐证了户籍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户籍非中产阶层虽然在阶层身份上处于非优势位置,但拥有本地户籍让他们获得了身份上的相对优越感,而外来中产阶层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虽然在阶层身份上处于优势位置,但却没有本地户籍,使他们在市民权利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而户籍中产阶层相对其他人群更强调族群意义上的外地人概念,他们对方言和出生地的重要性的认同率是各组中最高的,尤其是方言的重要性。另外,外地户籍者比本地户籍者更认同“来上海时间短”可以作为识别外地人的指标。

  (三)对“谁是外地人”的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那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差异呢?表6是对人们态度的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每个回归模型都引入了户籍、阶层和族群三组自变量,同时将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首先,在户籍维度的两个变量中,只有城乡户籍类型对人们的态度有显著影响。数据显示,农村户口者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只有城镇户口者的40.9%(在0.001水平上显著),农村户口者认同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更确切地说是将“外来民工”作为定义外地人的关键指标的概率比只有城镇户口者的52.9%(在0.01水平上显著),而农村户口者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却是城镇户口者的1.601倍(在0.1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农村户口者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而城镇户口者更认同从族群或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

  其次,阶层维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学历指标,职业指标没有显著影响,收入指标的影响只在0.1或0.05水平上显著。学历指标的影响显示,中低学历者比高学历者更认同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前者认同度的概率比是后者的1.8倍之多。另外,低学历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只有高学历者的0.536倍(在0.05水平上显著)。

  再次,族群维度的变量对人们态度的影响是最显著的,除了身份证号码开头的数字这一项没有显著影响,出生地和方言的相关变量都有显著影响。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移民二代(即父母非土生、本人土生)的态度与父母和本人均土生的本地人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移民二代更认同从族群和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更不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做区分。他们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概率比大约是本地人的2倍(在0.01水平上显著),认同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的概率比大约是本地人的1.9倍(在0.05水平上显著)。关于日常语言使用习惯,以“上海话为主”的人更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做区分,而以“普通话为主”和“普通话与上海话共用”的人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做区分,数据大体上在0.001水平显著。而“上海话水平”的影响,则未表现出明显的线性规律,“听不懂上海话”和“能熟练用上海话交流”的人与“上海话是母语”的人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而“能听懂上海话”的人与“上海话是母语”的人的态度则未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个中原因还有待研究。总的来说,“上海话是母语”的人更认同从族群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而“非母语”的人更认同从户籍意义上来作区分。但是,“上海话是母语”的人与“非母语”的人对于是否应该从阶层意义上来区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态度没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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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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