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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般说来，世界范围内的近代语言革命可上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炳谷行人在创造性地转换了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 )关于“语音中心主义”的命题之后，对近代以来世界性口语革命与民族国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做了出色的阐释。据德里达说，语音中心主义是西方自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以来的传统，语音中心主义也就是逻各斯(logos)中心主义或理性中心主义。实际情况当然与此相反：语音中心主义是一种前轴心时代的，以及类似“返祖”现象的现代性事件。正是以此，炳谷行人才用语音中心主义指称文艺复兴以来口头语言(语音)对于文字的“造反”(即“颠覆”)。 炳谷行人说：“在现代西欧，语音中心主义不是传统的形式主义(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一个同它相对立的运动。换言之，它表现为试图用与拉丁文(世界语、共同语、标准语)相对的方言来写作。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不同的地区进行着同样的努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以方言为基础创造一种书写语言的过程可以说是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9]这就是说，自从古希腊以来以文字为载体的西方传统意识形态到了近代遭到以语音(方言口语)为载体的新的文化意识的反抗，其代表性事件就是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等人借用方言(语音)写作而创造的各个民族国家书面语言，这股近代潮流发展到浪漫主义时代则继之以格林兄弟(Jakob Griimm，1785—1863;Wilhelm Griimm，1786—1859)为代表的采录口头文本的民间文学思潮。
炳谷行人指出：“首先，我们必须把语音中心主义当作一个不仅仅限于西方的问题来加以考虑。其次……不能同现代民族国家问题相脱离。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各地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同样的(语音中心)问题，即使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时发生的。”在炳谷行人看来，近代口头语言——语音对于文字的造反(颠覆)所表征的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对这场政治和文化革命，炳谷行人主要强调了其建立民族国家的内涵，但是参照中国现代语音革命——白话文运动的经验，这场政治、文化革命的内涵还应再加上争取民主社会的内容。白话文运动所推崇的是中国“前近代”以来的市民口头语言——口语，而它所要反对的则是古文以及古文所承载的传统圣贤经典。但是，当胡适把白话文的前途规定为“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时，我们也就明了民主社会和民族国家本应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0]要之，民间社会本是一个无文字的社会，因此民间也就是一个只有语音的社会，于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成为民族国家的主人，就必须将语音置于文字之上，或者代替文字处于文化的中心位置。炳谷行人说：近代“语音中心主义(运动)包含的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动机，它同城邦/国家(即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如前所述，与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一样，历史上语音和文字的关系也被理解为一种等级关系。于是，近代语音革命乃至政治革命的模式也就只能被人们想象为传统等级关系的重新颠倒。人们无法想象在等级关系之外，语音和文字之间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关系模式。然而亦如前述，尽管语音和文字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但二者同时又以同一性相联系，正如前轴心时代以及现代语言哲学所描述的，言语是思想的外壳，而文字又是言语的外壳。与文字相比，言语本来处于更加接近真理的位置，但是由于文字僭越了言语原本应有的权力，因此才导致了近代以来语音企图重新夺回中心位置的革命。拉丁文和古汉文都是脱离口语的，而但丁、路德的方言写作以及白话文运动都企图改变“言、文不一”的历史，希望历史回到“我手写我口”的“言、文一致”的轨道上来。于是，所谓“言、文一致”实在应当被理解为一场语言的人民革命。就此而言，“五四”学者的语言观是一种历史语言观，也就是一种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民族国家语言观和文化语言观。炳谷行人说：“用方言写作具有反抗拉丁文、罗马教会和帝国统治的政治意义。语音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把那些迄今为止互不相关甚而至于并不存在的族性和种族召唤出来了。换言之，排除书写语言/文明，语音中心主义也就排除了(文字统治的)‘历史’。”即在形式上回到前轴心的乌托邦时代。
六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言语和文字的关系，以及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关系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前轴心时代的以及现代的语言观基础之上，这种语言观把文字和语音，以及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统统当作同一性的等级物加以理解。不仅言语、文字的关系是符号与符号的隶属关系，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同样具有源头与支流的从属性质。因此，对二者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除了将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处理办法。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在批判古文时同样认为，古文的独尊及其没落都是因为它脱离口语，于是掌握书写语言的阶级也就控制了支配无文字民众的文化领导权，但与此同时也就埋下近代语音革命的伏笔，而救治古文僵化的可能良方只有重返古文的源头活水——白话一途，从而再建“言、文一致”的文化系统。
在现代革命语言观的背后站立的无疑是近代的民族观、社会观。我们看到，社会学所描绘的阶级等级和语言学所描述的语言(言语——文字)等级关系惊人地一致。正如炳谷行人所断言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语言学是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语言学。人们对于言语、文字关系的理解是基于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因而站在现代历史语言观的基点上，人们也就不可能对语音和文字的等级关系有所质疑。同样，我们对于民间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关系的理解也曾深深地受制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模式，因此，我们对于文学内部关系的理解也就无力超越我们对于外部社会关系的观察。于是，文学不可能被理解为脱离社会、政治关系而存在的无主体的、自在的和自律的语言现象，处身社会、政治关系当中的文学最终也就只能或是贵族文学或是平民文学而不可能是二者之外的、纯粹的文学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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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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