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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例子喻示着亚细亚的古老社会体系必须予以摧毁，以便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的眼里，西方文明明显优于东方文明，所以英国人在侵入印度时不会象他们之前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那样被印度化，因为他们是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印度文明无法影响他们。有的学者由此评论道：马克思认为印度人完全能够在世界上起作用和由他们来发展一个有生气的文明，但只有他们在“欧洲化”的情况下才能 做到。（17）
值得深思的是，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魏特夫也正是借用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长期停滞化的理解，特别是没有土地私有制和国家治水这两个核心要素来构筑其复杂的东方“治水社会”理论的。当然我们不是要在此苛责马克思理解东方社会时表现出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因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氛围不可能使其有机会在掌握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研究东方社会的构造形态，其论据切入点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已累积数百年之久的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本文所关注的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的概念如何被不同类型、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释读为有利于自身历史观构成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形式。
有趣的是，如果对比一下郭沫若与魏特夫对“亚细亚社会”的不同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概念在各个不同的论域中被语境化乃至曲解化了。郭沫若完全参照斯大林式的社会进化“ 五阶段论”框架来安排“亚细亚社会”的历史位置，他把马克思的意图完全理解为按生产方式的递进更替界定社会发展形态，按此标准衡量，亚细亚社会不过是奴隶制社会以前存在的一个历史阶段而已。实际上社会形态完全不等于生产方式，因为按马克思的原义，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应是多种生产方式或经济形式的结合体。（18）然而郭沫若却作出了如下理解：“他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古典的’是指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封建的‘是指欧洲中世纪经济上的行帮制，政治表现上的封建诸侯，`近世资产阶级的’那不用说就是现在的资本制 度了”.（19）
郭沫若坚持说：“这样的进化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很正确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20）这一诠说明显违背了马克思的原义，郭氏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这一概念的使用，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的描述恰恰不是按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设计的，而是解说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状态的一个专门术语，因为马克思认为“公社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的消失，并没有显著瓦解“亚细亚生产的经济基础”.（21）列宁更是在1911年强调了“东方制度”即“亚细亚制度”的特殊性和东方的停滞性，他把这种社会的极端停滞不前状态归咎于“完全家长式的前资本主义特征和商品生产及阶级分化的极不发展”.（22）可见列宁也未把“亚细亚”视为五个发展阶段的一个环节加以考虑，而是把它作为中国停滞不前的特征 予以概括的。
和郭沫若正好相反，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却基本借用了马克思等人对“亚细亚社会”即东方社会的基本理解，把中国历史描绘为一个依靠中央集权严密控制和通过广泛社会动员维持其基本体系常年运转的“停滞的社会”,魏特夫的解释一贯被史学界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本，可他对“亚细亚社会”的历史性研究恰恰是马克思判断东方社会性质的原始义的延伸和发挥，所以我们尚不如说，其理论仅仅是反斯大林主义的一种反应。而郭沫若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读解和修正则又与马克思的原义相去甚远，可这种修正又恰恰是当时进行革命社会动员所需要的。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处于革命动员状态下的史学如何被灵活运用服务 于政治话语的构造。
针对“五阶段论”模式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解释和政治功利性，1949年以后的中国史学界曾经一度出现过试图予以纠偏的“历史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力求在不逾越目的论总体框架的前提下，削弱现实政治目标对历史诠释过程的支配作用，例如翦伯赞就曾对自己以往借助“ 以古喻今”的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有意的时代置换做了自我批评，他说：“人们为了结合现实政治，常常把过去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一种轻率的历史类比，甚至不科学地把他们等同起来，好象不如此就是脱离现实，就失掉了历史科学的现实意义。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23） 然而，关于“历史主义”的讨论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学家对“五阶段论”框架的信奉，翦伯赞在严格区分了古代“进化论”和现代“进化论”的区别之后，仍然强调“科学的进化观就是要说明每一个历史阶段所持有的基本经济法则和与此相适应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就要说明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另一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24）因此任何相关的“历史主义”命题的讨论仍只可能是具有本质规定性的某种政治话语的表述策略。
二，韦伯意义的再发现与“心理主义”解释传统的复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间史学界与二十世纪初叶，更准确地说是“五四”以来的历史研究传统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是秉承了晚清以来逐步形成的近代“启蒙”诠释路径。这一启蒙路径要求要用现代理性支撑的科学世界观阐明历史发展的走向和过程。但二十世纪初叶与八十年代的历史学家相比却面临着极为不同的存在状态与阐释语境，二十世纪初叶特别是一战以后，处于“社会革命”前夜的中国历史学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境遇下，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发生提供合理性的论证，易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不是希求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之中，而恰恰是希望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摆脱西方社会的控制，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平等性再分配。由此我们也不应奇怪，为什么在三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的历史理念会逐渐取代自由主义的进化观念而取得支配性地位。我们更会理解，与社会主义理念相关的“五阶段论”模式的提出，其排斥中国历史发展独特性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召唤，恰恰相反，他们是在确立和论证全球社会革命发生的普遍意义的同时来肯定中国规避非平等之垄断资本主义道路渗透的可能性。无疑这体现 出的是一种为应付时代需要所作出的悖论式反应。
而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所凭恃的舆论资源，却直接与“五四”时期流行的自由主义一脉精神传统相衔接，它主张从整体上拥抱接纳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在社会结构方面急切而焦虑地想全面投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当时流传着中国面临即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的舆论就充分反映出这种迫切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界基本回避或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社会革命”的思维逐步被冷藏，而为“现代化”的思维所取代。需要在此澄清的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所使用的“现代化”理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出现的“ 美国版”的现代化理论，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五十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西方思想界盛行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变化理论比较，有明显的不同。当时的社会理论对人类和社会的未来持非常悲观的态度。这种悲观论可以区分为两个学派，一派以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等人为代表，他们集中研究某些文明或文化的进化模式，试图概括出人类的这个大社会的起源、成长、成熟和衰退的关联性。另一派则强调西方宗教的衰落和人类社区的破坏导致世界大战，种族清洗和文化解体，或者如卡尔·曼海姆和汉纳·阿伦特所说，大众社会的发展蕴育着专制主义的倾向。（25）而美国式的现代化观念则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内提出，并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鼎盛时期的。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美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在全世界迅速扩张，人们对美国社会往往抱有基本一致的看法，把它与民主主义框架中无可比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结合起来。（26）美国式现代化论除了具备传统进化论的一些特征如对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的存在抱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维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系统的和创造性的知识探索；以及把社会变化当作一个有方向的过程来分析等等之外，还特别强调“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空间上的对峙二分关系。即现代性的表述不仅反映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关系中，而且也反映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空间关系的框架构造之中。（27）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中国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架构就建立在这种空间分析观念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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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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