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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无疑给中国社会史研究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崭新视野，但也正是这一视野由于过度注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塑造作用，所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基本上仍是偏向于在全球一体的框架内来观照东西方的二元对立，并据此阐释自己的民族独立政治主张，而没有意识到这种二元对立阐释恰是依附西方话语的一个结果，”民族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共生物，测量民族主义叙事的强弱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衡量自己力量是否强大的一个标尺。二十世纪初叶以来的社会史叙事日益趋于宏阔，但书写的却是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或为何没有走向现代化的悲喜剧主题即是明证。所以以往的社会史研究实际上为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进一步找到民族--国家政治话语的根据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这种建构 方式并没有和西方启蒙以来的线性发展世界观划清界限。
酒井直树提醒我们，无论前现代还是现代、后现代的划分，都是历史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结果，是十九世纪西方借以定位国家、民族、文化位置的一种话语性的图式（discursive scheme）。（93）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说，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越来越拒绝将有关的疆界予以限定，它是在不断地寻求对”他者“的征服渗透中对照出自己的实际形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以为自己是无所不在的。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化理论总是把西方式的特殊主义通过历史主义的方式描绘成一个普遍主义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他者“的非西方文化表现出的特殊主义最终也会变成这一普遍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现代化理论试图证明所有社会都会按普遍的法则具有将自己合理化的潜在能力。所以我们终于看到，在现代化隐隐约约的背景下，所有非西方理论界在阐释自己社会文化的”特殊主义“风格之时，其实都是在求证”普遍主义“所赋予它的合理意义。在此单一作用的过程中是不存在纯粹的历史实证主义余地的。如前所论，余英时关于中国商人伦理的追踪描述，本拟是通过新道家、新儒家的内在转换研究捍卫东方文化的特殊性，可是其提问方式却是一个被”普遍主义“化了的西方式问题，即中国的文化伦理和精神 气质是否能产生出类似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动力。
以我之见，追究西方”普遍主义“的动力结构，和其在遭遇非西方”特殊主义“时表现出的暴力剿伐形式可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应该把目光投向本土”特殊主义“的存在方式如何有效或无效地回应”普遍主义“扩张的种种历史表现。在受过现代化理论影响的研究者们看来，处于世界历史进步历程中的各种异质文明所表现出的特殊状态，至多只能在国际氛围内才能加以理解，而非西方文明内部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发展状态及其差异性则被忽略了。因为这种差异只能表现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差异性。这些现代化论者表现出的是一种 ”空间历史的忘却“,因为他们忘记了在前现代的状况下，中国君主和知识精英正是同样以”普遍主义“的眼光去俯瞰周边社会的，这一俯瞰方式却被现代化论者贬为自大式的”华夏中心论“,而当代的”西方中心主义“同样拒绝非西方文明具有合理化的存在价值，同时指责近代中国人迟迟拒绝被纳入西方普遍主义系统的层级性安排时，其普遍主义却被颂扬为全球化解放的力量。两种”普遍主义“只是因为时空关系的变化，其中心位置发生了移动，可最终命运和所受评价却截然不同，造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固然复杂，但不能否认，”西方中心论“之所以具有更强势的扩张意义，与其现代化的权力支配系统更具有复杂有效的扩张能力有关。然而我们似乎仍不能仅仅把现代国家对社会的统制形态作为讨论问题的唯一支点，否则我们实际上仍是无异于 承认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逻辑。
东方社会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过程就是要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而对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性意识的构成又大多意味着非西方主体的被剥夺。中国恢复自身主体位置的方式之一就是论证现代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早已天然存在，如”儒教“早已具备了环保意识等等，其结果是这种复原方式只能通过传统的心理主义诠释手段来达致。所以东方社会要想重建主体的感觉就不是仅仅靠在对抗西方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是在现代性划地为牢的规定之外，发现自己曾经存在的独特生活线索和空间形式。在这个”位置复原“的过程中，”后现代“与”后殖民 “多少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但是不容回避的是，”后殖民“评判的前提是认为第三世界文化所呈示的”后现代性“,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后殖民形态的后现代性，这种论断的语境与中国并未被全盘殖民化的近代历史处境并不相符，所以单纯套用”后殖民“理论的权力建构分析方法也是颇有问题的，如范农、斯皮瓦克等人面对的研究对象都是曾被全盘殖民化的非洲与印度地区。具体到中国社会中，殖民化所遗留下的问题显然不同于印度、非洲等国家，当然中国也同样曾作为西方殖民扩张的对象，只是这种被殖民的关系却并不能完全从中国与西方的外部交往关系中得到解释，也不能单单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下加以外化的理解，而是要充分估计到中国本土自身中传统（社会结构群聚方式、仪式符号、象征系统、价值理念）在接受这种冲击时所表现出的特征，否则的话，我们就极易把全球资本主义以对象化的方式确定自我位置的策略，误读为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现代化过程中所同样应采取的方式，也会在把视线过多关注这种全球格局的现代性扩张的同时，忽略了第三世界各个不同场景里应对挑战和重构自我 主体性的差异与变化。
五，”中层理论“如何可能？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年所形成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史研究传统，由于不断在论证或批判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或者为革命动员提供历史性依据，所以社会史研究大多以集体叙事的书写手法揭示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书写形式也多以大通史或断代史的宏观叙述为主。进入八十年代，一些崇尚传统述史风格的社会史家，为了回避集体叙事的意识形态制约，从儒道佛的经典资源中提炼出连续性的要素，用以和西方争夺现代性的发明权。或者回归乾嘉传统治史方法，专注于史料的整理钩沉，其细节描绘足以补大叙事粗线条述史之不足，然而其精英式手法却始终没能建构起诠释民间基层历史的有效框架。多少年来，中国社会史界一直在寻找把宏大叙事与乾嘉式的史料钩沉风格进行有效衔接的突破性方法，以避免徘徊于目的性极强的政治图解或碎屑冗琐的朴学遗风这两个极端之间而止步不前。当然，万灵的药方是不存在的，不过从”中层理论“的建构中我们也许能发现协调两个极端取向的可 行性方案。
“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在社会学中原则上被应用于指导经验性调查，同时也是描述社会行为组织与变化和非总体性细节描述之间的中介物。中层理论当然也包涵抽象成分，但是他们更多地接近于在经验研究中发现出可观察的材料时才发挥其作用。（94）按照 ”中层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的说法，对”中层理论“的提倡是因为急需 建立与阐释”统一性理论“不同的框架，这些统一性理论总是认为对一种”社会学式理论的整体系统“（a total system of sociological theory）的研究，可以帮助观察到预先规定好的社会行动、组织和变化的每一方面。这一取向已经象那些包罗万象的无用的哲学系统一般受到了挑战。但一些社会学家仍认为，总体的社会学理论足以广泛地包容大量准确的有关社会行为、组织和 变化的细节，并足以有效地指导对经验问题的研究。
默顿指出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社会学家成长的氛围为一种综合的哲学系统所支撑，任何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初的哲学家要想提高自己的品味就必须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每个系统都标示出个人对普遍的自然、人性等问题的总体看法的价值。哲学家们创造总体系统的企图成为早期社会学家效法的模式，孔德和斯宾塞均是在广义范围的哲学体系内表达他们的社会学观点的。另一些社会学家也试图为”古典学科中的新科学“（new science of a very ancient subject）提供知识的合法性，这就要求立即建立一种社会学思想的总体框架，而不是发 展一种专为解决特殊社会学问题而设计的特殊理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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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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