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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作者:王明珂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26 | 点击数:17450
 
由社会记忆角度分析历史文献,我们所得到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产生这些社会记忆的社会情境(context);特别是在当时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下人们的社会认同与区分。以渭水流域出土西周铜器之铭文来说,它们所展示的是当地贵族的家族、姻亲联盟、西土旧邦、周之邦国等一层层的由里而外的认同结构。这种认同结构,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利益分享、垄断的社会分群结构(注:西周铜器铭文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产生过程及意义如下。首先是“选材”。铜器铭文中,通常有作器者之名、其祖先之名或族徽。在较长的铭文中,作器者常记载自己或祖先的功绩,以及自身因此受赏的荣耀。西周铜器中有许多是为妻、母及出嫁女儿所作之器。这些女子的母国姓氏也是被记忆的素材。其次是“制造”与“使用”。被选择的人、事、物,被 组织起来以使之产生意义。家族姓氏或族徽成为强化家族认同的记忆。对于妻、女、母等姻亲之记忆被组织来,以夸耀本家族与外界的政治联盟关系。在一些较繁杂的铭文中,当代与过去的人、事、物被组合成一种具特殊意义的述事(narratives)。如在许多铭文中,祖先辅佐文武王的功绩或作器者的当代功绩,受赏赐之物所象征的威权与尊贵地位,以及“子子孙孙永宝用”所隐含对未来的期望,共同组构成一个述事文本,用以强调在周王为首的政治秩序中本家族延续性的尊贵地位。在此,“使用”的含意远超过人们对器物工具性的使用。在一个社会中常蕴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竞争的多元社会记忆,它们透过不同的管道相互夸耀、辩驳与模仿、附和,各社会人群藉此凝聚其群体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分、抗衡。作为一种社会记忆的铜器铭文,其所蕴含的时代与社会意义便在此“使用”过程中产生。最后, 在社会权力运作与抗衡下某些优势社会人群的记忆得到强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记忆则被失忆或废弃。铜器材质珍贵、制作耗力耗时,只有掌握社会权力与资源的人才能藉此将他们的集体记忆记录下来,并以此支持其优势之社会地位。再者,绝大多数带铭文的西周铜器都出于渭水流域,此也显示当时的“东方”在政治权力上的边缘地位。)。与此相同,战国汉初时人在新的认同体系下,从过去的社会历史记忆中选材,并混合其他原素以制造新的社会历史记忆。这便是先秦文献中所描述的西周。因此先秦文献与西周金文对于同一事物记载之“差异”,是我们了解由西周到汉初一个历史人群认同变迁的关键。这个历史人群的认同变迁,也就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在新的认同下,华夏想像北方戎狄为长久以来的敌人(注:譬如,征伐“蛮夷”有功而受赏之事,是金文中很普遍的一个记忆主题。征伐的对象主要是东国、东夷、南国、楚荆、淮夷、南淮夷等东方或南方族群。然而在先秦文献中,北方的戎狄却成了西周由始至终的敌人。这个“失忆”的意义在于: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之北与西北人群之牧业化、移动化与武力化,及其南向在华北地区争夺生存资源,是华夏认同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允晨文化公司(台北),19 97年。)相反,南方与东南蛮夷的“华夏华”,也藉由“失忆”与建构新历史记忆来达成。如,春秋时华夏化的吴国王室,曾假借一个华夏祖先“太伯”而成为“华夏”;中原华夏也由于“找到失落的祖先后裔”,而接纳此华夏新成员(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55-287页。)。
将文献史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历史知识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是发现“异例”(anom alies)——一些相异的、矛盾的或反常的现象。西周与战国时人记忆间产生的“异例”,古人与今人之历史理性间的“异例”,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间的“异例”。对于文本及其反映“异例”之分析诠释,是一种将其情境化(contexturalize)的活动。“情境化”,主要是说明在何种的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及相应的人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与权力关系之下,此文献被制作出来。将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不同于将文献作为“历史事实载体”之处是,研究者时时都在探索“这是谁的记忆”,“它们如何被制造与利用”以及“它们如何被保存或遗忘”。透过情境化,一方面文本及“异例”在特定历史情境之理解下得到合理诠释;另一方面,历史上特定社会之“情境”及其变迁成为新的历史知识。
 
口述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当代口述历史学者常藉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记忆,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对于追求“历史事实”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不失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新工具。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样的口述历史只是为“典范历史”增些枝节之末的知识而已。甚至它更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男性、统治者、优势族群观点与其偏见下的“典范历史”,而使得“历史”成为阶级权力工具。与此对抗的另一种“口述历史”研究,则以采访编撰妇女、劳工、少数族群或过去之政治受害者之口述记忆为主轴。此类口述历史学者,经常将口述历史作为某种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仍是一种有主体偏见的“历史建构”,一种“认同史学”,一种为了社会群体认同所建构的“历史”。
我认为,将口述历史中的“过去”限定为受访人亲身经历的“过去”,或将口述历史视为补充或纠正由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真实历史”的工具,都忽略了口述历史的学术价值。由社会记忆观点,一个人对于“过去”的记忆反映他所处的社会认同体系,及相关的权力关系。“社会”告诉他哪些是重要的、真实的“过去”。一位羌族记得祖先的过去,因为他是家庭与家族成员。他记得本国的开国历史,因为他是国家之成员。他记得自己是“炎帝”、“三 苗”或“孟获”的后代,因为社会历史记忆告诉他,羌族是过去好作乱而被汉人打败的民族。因此当代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它们透露“当代 ”社会人群的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透过人们的口述历史记忆,我们可以由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中,了解我们所相信的“历史”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
我们可以做如下的比喻。在一个夏夜的荷塘里,无数的、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争着诉说:“我存在”。不久我们的注意力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较宏亮的、较规律的蛙声。除此之外,似乎一切都归于宁静。这宏亮规律的蛙声,便是我们所相信的“典范历史”。其余被忽略的蛙声便是“边缘历史”。我认为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合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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