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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
  作者:王明珂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5-26 | 点击数:17451
 
1980年代以来,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些概念,常与族群认同、国族主义等研究联系在一起,也与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在人类学的族群本质(ethnicity)研究中,基于对“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关系的了解,学者探讨族群认同如何藉由其成员对“群体起源” (历史记忆与述事)的共同信念(the common belief of origins)来凝聚,以及认同变迁如何藉由“历史失忆”来达成。在近代国族主义研究中,历史学者也分析近代国族主义或殖民主义下“历史”的建构过程(解构国族历史),及相关的民族英雄与其事迹如何被集体想象与建构。如此的研究取向及对“历史”的宽广定义,使得人类学者眼中的“土著”不只是现时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功能运作下的个人,更是特定时间概念、历史经验与历史记忆塑造下的个人。如此也开启对于不同文化中“历史”与“神话”分野,与相关权力关系(politics)的研究与探讨。
在此,我想对一些词汇做一些说明。James Fentress与Chris Wichham在他们的著作中以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来取代集体记忆一词,以强调他们着重于个人记忆的社会性特质此社会记忆如何产生、如何传递(注:James Fentress and Chris Wickham,Social Memory(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 92),p.Ⅸ.)。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之时,我认为至少应分别三种范畴不同之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我们且称之为“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第二种,范围较小,我们且称之为“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如一个著名的社会刑案,一个球赛记录,过去重要的政治事件等等。如此,尘封在阁楼中的一本书之文字记载,是该社会之“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不能算是此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
第三种,范围更小,我且称之为“历史记忆”。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后裔,哪些人是征服者的后裔;“我们”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统、核心人群,哪些人是外来者或新移民。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因此“历史记忆”可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如此,前述社会“集体记忆”中的一项重大社会刑案或一个球赛记录,固然也可作为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但它们不是支持或合理化当前族群认同与区分的“历史记忆”。此种历史记忆常以“历史”的形式出现在一社会中。与一般历史学者所研究的“历史”有别之处为,此种历史常强调一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 attachments),因此我也曾称之为“根基历史”。
“历史记忆”或“根基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起源”的历史记忆,模仿或强化成员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它们以神话、传说或被视为学术的“历史”与“考古”论述等形式流传。
以下我将脱离这些理论介绍,以实际的例子说明历史记忆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我认为,历史记忆研究不是要解构我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而是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史料——将史料作为一种社会记忆遗存。然后由史料分析中,我们重新建构对“史实”的了解。我们由此所获知的史实,不只是那些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context),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 与区分体系。
 
文献中的社会历史记忆
 
“过去的事实”包含自然界的消长变化,个人与各种生物的社会生活细节,以及环境与生物间大大小小的互动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以新考古学家如何看待“器物遗存”为比喻,并以西周史料为例证,来说明这种对待史料的态度。以下我简述这个看法。当代考古学者,并不把一个考古遗存简单当做是“过去事实”的遗存,而将之视为一连串社会与自然活动下产生的古代垃圾。考古器物遗存的形成,首先便涉及一个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注:Robert J.Sharer&Wendy Ashmore,Archaeology:Discovering Our Past(Mountain Vie w,CA.:Mayfield Publishing Co.,1987),pp.72-75.)。同样,我们可以将历史文献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它们也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古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以此观点,一篇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大约如下。1.选材:社会群体或个人选择或虚构一些当代或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2.制造:人物、事件与其他因素经过刻意的文字组合、修饰,使之具某种社会意义。3.使用:这样的社会记忆被用来凝聚或强化此社会群体的认同,并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以争夺本群体的社会优势或核心地位。4.废弃与保存:在各种社会记忆相辩驳抗衡的过程中,有些社会记忆被失忆,有些被刻意保存、推广(注:王明珂:《历史文献的社会记忆残余本质与异例研究——考古学的隐喻》,《民国以来的史料与史学》,国史馆(台北),1998年。)。
以“西周史”研究为例可说明此种看待史料的新态度,以及其历史知识的产生逻辑。中国西周史研究主要依赖两种文献史料:一是西周金文,一是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传统的办法是“类比”——在此两种文献中找寻“相同的或可互证”资料,以建构我们对于西周的了解。然而,由历史记忆的观点,这两种文献有不同的性质。西周铜器铭文主要反映的是在西周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一种认同与区分体系),一个贵族认为重要且值得保存的社会历史记忆;先秦文献则主要是战国汉初时人在当时社会情景下对西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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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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