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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始，我和我指导的四位硕士研究生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一道，共同进行“现代口承神话的传承与变异”课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突破中国神话学界和国际汉学领域长期流行的依赖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文本考据的方法和视角的局限，对当代中国、尤其是以往较少关注的汉民族社区中传承的“现代口承神话”进行具体而微的民族志考察，以探讨以下一些以往研究中很少关注的基本问题：在当代中国，神话是怎样在一个个特定的社区中生存的?它们扮演着何种角色、担负着何种功能?是哪些人依然在讲述神话?那些保有和传承着神话传统的人们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神话的?讲述神话对于他们的生活具有什么意义?神话如何在具体的讲述情境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讲述人的经历、记忆、喜好以及听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给神话的传承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神话在社区文化的复兴与重建过程中扮演着哪些角色?……我希望通过对这些基本事实的考察和初步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打破神话研究领域存在的时间区隔，深化对现代口承神话的研究，充实中国神话研究的薄弱环节，填补其中的空白，并对世界神话学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也使中国神话研究摆脱总是“向后看”、与“古老”、“遥远”、“逝去的传统”相联结的羁绊，转而关注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从神话学的独特视角，积极参与到与当代更多学科的对话当中。
除我自己对河南淮阳人祖庙会及其神话、河北涉县娲皇宫庙会及其神话的田野研究之外，学生的四篇民族志研究，分别来自对重庆市、陕西、河南和山西四个汉族社区的调查。这些社区有的是自然村落，有的是城镇，有的却是更广泛的山区，它们因着种种自然和文化的因素(例如女娲山和伏羲山地区)而构成了一个个有机的、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的社区。同时，在本课题中，它们都被视为开放的、流动的，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与国家以及其他社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依据这些地方有着相关的民间信仰活动(例如女娲庙、人祖庙以及庙会活动等)或者有出色的讲述人。另外，地点的选择也考虑到了调查者的融入程度：调查者往往是本省人甚或是本地人(附近地区的人)，熟悉当地的语言，便于与当地人交流等等。
通过我们近8年时间的田野研究，我们发现：在所考察的当代汉民族社区中，神话远未成为僵死的远古文明的遗留物，它们继续在不同的情境中被讲述着，在不同人们的心中和口上存活着，并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与功用。
一、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与意义
神话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何种角色、担负着何种功能?神话的讲述对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具有什么意义?对此，我们通过对四个汉民族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发现：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和意义十分复杂多样。首先、那些与信仰语境密切相关、通常在宗教仪式场合中被讲述的神话，依然扮演着信仰的“社会宪章”(sociological charter)[19]的作用。通过对最初起源的追溯，神话阐明着信仰观念和行为存在的理由，确立着信仰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神话中叙述的主要角色和事件也成为神灵崇拜和祭祀仪式的基础。
不过，除此而外，现代口承神话还负担着其他多种功能和意义：它们是构成世界观的重要基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建构社会生活的有效途径;是教育后代和消闲娱乐的方式;是凝聚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还是获取政治资本和商业利益的策略性资源。在不少情形下，现代口承神话的功能和意义可被概括为是“巩固和增强传统，通过追溯更高、更好、更超自然的最初事件，赋予传统更高的价值和威望”， [20]是人们将当下与过去的权威性传统相联接的“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实践[21]的重要策略。不过，对个体讲述者而言，神话的功能和意义无疑要具体和丰富得多。
我们的田野研究，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笔者在对河南省淮阳县人祖庙会上的两次神话表演事件的考察中发现：人们在传承神话的同时，又对它加以了某种程度上的再创造，以为他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两位女性讲述人都是在进行神话的表演，兄妹婚神话对于她们而言，都是她们与外来的研究者及其他一般听众之间进行交流的文化资源，通过神话的讲述和表演，她们不仅是在与民俗学者和听众的交流互动中，展示自己的讲述才能和对传统知识的把握，同时也是以此方式传达自己对于人祖的信仰，对于伦理、科学、人类起源和宇宙特性(例如为什么刮东北风就冷)的认识。因此，讲述神话成为她们表达自我、建构社会关系、达成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就此而言，应当说，神话的意义并不完全限于其文本内容和形式，它也体现在神话的社会运用中，是功能、形式和内在涵义的有机融合。[22]在重庆地区司鼓村的个案中，讲述神话故事无疑是当地人们表述对大禹的信仰、并以“摆龙门阵”的方式来进行人际交流的主要媒介(张霞文)。在陕西安康地区，黄镇山一方面试图通过神话来解读历史，另一方面则努力通过神话的历史化来为当地的民俗旅游寻找依据;陈贵友之所以对现代口承神话感兴趣，一方面是他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歌手，另一方面则想获得一门谋生的手艺——他经常出入丧葬场合进行神话演述，他的神话演述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在歌场上获胜，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对人类始祖的缅怀来教育后人崇宗敬祖;而在柯尊来看来，神话不过是当地民众消磨时光的工具(李红武文)。仝云丽的研究则发现：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神话的功能和意义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河南淮阳地区，多种形态的人祖神话及其衍生的故事曾经对民众进行着精神文化上的熏陶、民间道德规范的宣教，规训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秩序的稳定。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政治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神话在民间社会具有的传统道德教化功能逐渐减弱，神圣性渐渐被世俗功利性取代。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对神话的新阐释增添了神话的意义与功能，人祖神话成为地方悠久历史的佐证，被打造成为当地的“文化招牌”，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做贡献(仝云丽文)。无独有偶，在山西侯村的个案中，女娲神话也成为当地政府和民间精英复兴庙会、发展旅游的重要依凭(徐芳文)，学者对神话的历史化解释被策略性地用来为侯村女娲庙的重建以及庙会的复兴谋求政治的与社会的合法性。[23]显然，神话的当下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深深的“市场经济”的烙印，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和民间精英眼中，神话的政治性与其文化经济特性裹挟一道，成为表达各种“宣称”、获取各种资本的重要资源和修辞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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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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