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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无论是建立在民间信仰上的儒道佛三座大山、还是舶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几乎被扫荡一空。和尚被迫还俗；介乎神与人之间的圣贤孔子沦为“孔老二”；各地的方济、各修道院被关闭，主教被遣送回国……真如鲁迅所说，革了传统文化的命。
肃杀浩劫之后，只留下中国人大脑里的一片无邪单纯。
尽管文艺批判者习惯从劣根性和文革运动里追溯中国人“没有信仰”的缘由，但许多研究宗教社会的学者认为，文革时代里，一方面是宣传宗教是鸦片，大力取缔宗教，另一方面，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狂热情绪——“红太阳崇拜”勃兴。
毛主席被神化为“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面对毛主席像，人们唱红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的语录红宝书全国风行，基本全国人手一册，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1968年，非洲朋友送给毛主席的芒果被转到各地工人阶级手里，数量不够，就研制了涂蜡和仿真芒果继续往子单位分发。人们怀着无比的激动把毛主席的芒果看了又看，闻了又闻。
这场社会的迷狂以1970年代末为终结。开始反思“文革”的人们，一步步把毛泽东请下“神坛”。
全民气功运动在法国画家高更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的油画，发出对生命的终极思考一百年后，“思无邪”的中国人掉进了一场关于生存的哲学和辩论。
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潘晓”来信，继而在全社会发起命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人们开始思考这个哲学命题时，宗教的灵性也渐渐得到喘息和惊蛰。当1982年，《少林寺》的功夫像一把火，烧遍了中国大江南北后，武侠小说盛行，又一种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宗教情绪占据了中国，这是有“成年人的游戏”之称的气功。
发轫道家的气功蜗行数千年后，于公元1950年代开辟了一番崭新的局面。其时河北人刘贵珍在一次患胃溃疡和肺结核住院途中，意外发现，他以气功锻炼治愈了顽疾。之后，他入驻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开展气功疗法。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年代，人们的生活充满了种种的不确定性，中国人面临着古罗马人当初的困境：信恺撒，还是信上帝？出于寻找安全感的精神需求，非但气功，各种传统宗教亦跟着思想大解放，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波峰。孔庙大兴，佛教、道观的香火又旺了起来；另有国门大开后，集中在中东部和长江流域，以农民多、妇女多、老人多为特征，“洋教”基督教收获了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蓬勃。
但当时犹以气功为首。一种民间说法称，气功大师们的追随者数以亿计。甚至有气功修行者读到圣经旧约的内容，得出了“耶稣是一位功力高深的气功大师”的结论。
直至1990年代，气功热已是横扫全国。
这种如火如荼的热情一直炽烈燃烧到1999年。
生活的巫术化宗教空缺的年代里，人们对于宗教的需求以毛崇拜、气功等获得强势的替代性满足。
当笼罩在一个国度的红色褪去、气功沉寂，一些人皈依了宗教，比如，当年发明了“红卫兵”的高中生张承志，而今选择了伊斯兰教“清洁精神”，作为与物欲堕落的对抗。更多的人另寻出路。
关于宗教的解释，当今市面上最流行的是“宗教市场”的观点。北京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卢云峰是这种范式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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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482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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