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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在布朗倡导中国乡村调查之前， 中国的乡村已经是西方人理解中国最为乐于开始的一个研究地点。庄孔韶教授对于这样的西方人研究中国乡村的乡村人类学的研究历程有过较为细致的文献梳理， 此前王铭铭教授的相关论述也是试图寻找到这些研究的学科演进谱系。凑巧的是， 他们都共同地找寻到了1918 年就来中国乡村开展调查的美国学者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 。在选择中国村落作为调查对象上， 葛学溥差不多是跟后来的布朗有同样的认识， 如其所言：
今日在国民生活中， 乡村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是得到承认的。教育家、传教士、政治家和国家活动家认识到乡村是中国的中坚， 它包括占这个国家大多数从事农业的人口， 这在贸易交往与通讯的现代条件下具有国际的意义。②
这样的认识使葛学溥更加乐于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农民社会加以概括， 这种概括在他看来就是一种所谓的家族主义。这样的看法不仅影响了美国人在如何看待中国乡村社会特征时的一些视角的选择， 甚至正像后来的重访者周大鸣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同时还影响了中国人自己沿循着这样的视角来看待自己， 许多后来的中国乡村研究者无一不是从葛学溥这里再进一步提出问题的。
无可否认的是， 对于村落的关注， 激发出来了一种社区研究的范式， 这种范式目光向下地看到了在社区生活的一群人真实的生活样貌， 这样的一种研究范式明显地体现在20世纪30 年代主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吴文藻先生所指导的研究之中， 而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吴文藻先生在燕京大学培养的学生， 比如费孝通、林耀华等， 都是目光向下地注视到了乡村社区， 尽管他们都一再地声称这种关注来自派克的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不过， 似乎这样的联系有些勉强， 一个以强调冲突与分化的城市区位研究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如何成为了中国早期乡村社区研究追逐的样板， 这中间有很多都是值得再去研究的。但无论如何， 结果就是有许多听过派克来华讲座的学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这中间最卓著者莫过于费孝通教授了。因为芝加哥社会学派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社会学传统的形成是无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一份对于1922～1955 年跨度达33 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和硕士论文的研究旨趣的统计中， 以村落研究或者以乡村为主体的村落研究占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指导论文的极大一部分。③
在这里也许应该最为清楚的是， 把我们的目光限定在乡村， 这并非是中国社会结构必然的要求， 实际上这仅仅可能是中国早期学术对于西方学者钟情于中国研究的旨趣的一种误读， 在这种误读之中， 我们反而积累了大量的不加反思性的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臃肿的描述。在这些描述中，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差不多相似的对于家庭、家族、社会组织、宗教、文化等等西方既有概念的汉语描述， 而这些描述相互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联系的， 或者研究者无意去在这些孤立的村落民族志之间寻找某种联系。这在一定意义上逼迫着研究者和读者仅仅注意到了乡村内部的细节， 而从来不会去考虑乡村以外的世界与这个乡村社会之间的关联性。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 我们完全可以使村落固定而成为我们观察的对象， 这样似乎更加可以使对对象的描述具有一种清楚的边界， 但根本的问题是， 这样的边界从来就是不存在的。尽管我们的村落是以一个名字命名的， 村落因为土地的划分也就有了一种实际的边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边界就是一种牢固的束缚， 从而可以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村落的名字可以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更改， 村落的边界也会因为某种社会转变而发生变更， 同时村落居民的生活从来就不是依附于这些命名和边界的。毋庸置疑， 许多时候， 村落仪式都试图在观念的层次上不断地去强化一种包含村落边界的村落意识， 而在日常的生活中， 人们大多并非是固守在土地上的， 而是流动起来， 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乡， 远走他乡， 生活在异域的土地上。历史上有许多的法律都是为了应对这样的人口自发的和被动的迁徙或流动而设置的。从这一点而言， 村落之中远去的流动是对于固守乡村日常生活的那种回归意识的一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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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在线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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