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甲骨文中就已出现古“傩”字，写作“窛”，据今大约有将近4000多年的历史。将“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献记载最多的是《礼记》、《周礼》。这说明至迟在周代，宫廷的傩仪已形成一种规范化的礼仪，并得到施行。按照《说文》对“傩”的解释，“傩”的本义是“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段玉裁注曰：“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也。”由此可见，傩的本义是指一个人行为有节度、节奏之意，并没有“驱鬼逐疫”的意思。把“傩”字当做“驱鬼逐疫”来讲，是使用中国古代汉语中常常出现的假借意义。也就是说，“傩”的本来意义被『驱鬼逐疫』所取代。实际上，“傩”的本字应当是“鬼加堇”字。“鬼加堇”，《说文》解释为“见鬼惊辞。”段玉裁注曰：“鬼加堇”，见鬼惊辞，见鬼而惊骇，其辞曰，为“奈何”之合声，风惊辞那者即“鬼加堇”字。这就是说：“鬼加堇”本来是见鬼受到惊吓而发出一种声音，后变为象声词。懂得了这种古音通假现象，我们就能理解段玉裁所说的“傩之本义废也”的意义了。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傩文化演变的规律。

　　傩，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单纯的巫术活动。它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走了一条由民间到宫廷再到民间的曲折道路。由于民间的傩仪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我们无从得知古代民间傩仪的真实情况。但从《论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的所谓“乡人傩”是和宫廷的傩仪并行存在的。汉代开始，宫廷傩仪达到它的鼎盛时期。《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当夜幕临时，满朝文武大臣在殿前伺候。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跟着念咒语，前呼后拥，由方相氏等手持火把，送疫出端门。端门外又有人接应，一直将火把送入洛水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始终处于战乱和封建割据之中，统治阶级权力的更递十分频繁。在长达360多年的时间里，政权的不稳定，使宫廷傩仪几乎废止。中国的傩文化自然留下一段空白。直到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宫廷的傩仪又一次恢复起来。但这时的傩仪已不同于先秦和两汉时期，中国傩文化结束了“古傩”时代，开始向“今傩”过渡。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傩仪开始由祭祀功能向娱乐功能转变。唐代，从中国傩文化发展的历史看，是古傩向今傩转变的关键时期。在礼仪制度上，隋代就已恢复了宫廷傩仪，《隋书·礼仪志》记载：“齐制：季冬晦，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为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帻，皂褠衣，执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裤褶，执鞞角。方相氏黄金四目，熊皮蒙首，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又作穷奇、祖明之类，凡十二兽，皆有毛角。鼓吹率之，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开诸里门，傩者各集被服仪仗以待事；戊夜四唱，开诸城门，二卫皆严。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执事官一品以下，从六品以上倍列预观。傩者鼓噪入展西门，遍于禁中，分出二上阁，作方相与十二兽舞。喧呼周遍前后，鼓噪出展南门，分为六道，出于郊外。”很明显，《隋书·礼仪志》所记载的是北齐的傩仪。如果隋代宫廷有傩仪的话，也是沿袭旧制。唐代则不同，根据《新唐书·礼乐志》和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驱傩》记载，有唐一代，相关的傩仪，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傩仪和傩祭古礼，另一方面，又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古傩中原有的神秘、庄严的气氛渐渐淡化，而歌舞和娱乐成分却相应增加。唐代傩仪，最明显地变化是由“祭礼”变为“演礼”。《乐府杂录·驱傩》载：“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四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宫于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宫，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为壮观也。太常卿上此，岁除前一日，于右金吾龙尾道下重阅即不用乐也。御褛时，于金鸡竿下，打赦鼓一面，钲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钲以千下。”此种审傩彩排仪式，前代所无。这说明唐代傩仪之中，驱鬼逐疫的主题已变为象征意义，并将先秦至两汉时期的祭礼不折不扣地变为一种演礼。

　　其次，傩仪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唐中叶以后，创造了另一位驱鬼逐疫的大神钟馗。于是古傩中黄金四目，执戈扬盾的方相氏，被钟馗形象所取代。据《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代傩仪中还加入了大型乐队，由戴面具，穿皮农、执棒鼓角的人率领，举行驱鬼仪式。宋代以后，方相氏、十二兽、侲子等古傩中的传统角色，在傩仪中完全消失，而由教坊伶人扮演钟馗、小妹、土地、社神、将军、门神、判官等，在傩仪进行时，作戏剧表演。这就是今傩的雏形。

　　其三，唐代以后，傩仪表现出复归民间的趋向。《旧唐书·礼仪志》记载，开元时期，傩仪已扩展到州县一级。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县皆二十人，由方相四人执戈盾率之。前一日之夕，所司率领宿于州门外。举行傩仪时，由县令或办色官或外人引傩者入。击鼓呼噪，遍索诸室及门巷，然后出大门，趋四城门，出郭而止。这种“乡人傩”或“傩庶人傩”，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当时许多文人的诗歌作品中，都曾有所反映。如唐代诗人孟郊的《弦歌行》中有“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可见，民间傩仪中有时不一定要戴假面具，画上鬼脸也可以。

　　宋代，特别是南宋，是中国傩戏的形成时期。前面讲到，南宋在中国南方的统治达150多年。这一时期，也是傩仪从宫廷向民间流布的时期。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北宋都城开封禁中大傩的情景。古老傩仪中的方相氏，十二兽(又为十二神)、侲子这些角色均已消失，代之以教坊伶人扮演的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梦梁录》关于南宋都城宫中的傩仪作了同样的记载。此时，民间傩仪得到了蓬勃发展，从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川直到云南，在原属于百越文化的地区，普遍得到传承。造成这种文化景观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1．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北方金、西夏、辽的势力还没有达到这一范围，傩文化传承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遭到破坏。

　　2．中国南方地区，属于稻作文化区域，这里的居民，向来有“信鬼神，重淫祀”的传统。这一信仰土壤，为傩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

　　3．南宋时期，不仅都市的百戏伎艺丰富多姿，而且民间的艺术形式也特别发达，当时的傩祭活动在吸收了民间说唱、音乐和舞蹈成分之后，逐渐向戏剧表演方向发展。

　　4．道教的影响。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最初形成，大量吸收了民间巫术信仰事象。道教尊奉的神仙更是不断从民间崇拜的鬼神中得到补充。特别是宋代，朝野都崇信道教，当时的宫观寺院，不少都由皇帝赐以名额，神鬼则赐以封号。民间的神祀原是没有系统的，但经过统治阶级提倡和道教自身的整顿，宣扬，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从道教形成的历史看，广泛吸收民间诸神，逐渐将其纳入自己的神系，是道教不断壮大声威的途径之一，也是其加强神权统治，统领民间信仰的重要手段。比如在傩戏表演中，傩公、傩母(有的称为伏羲、女娲或某一民族的男女始祖 )具有显著的地位，常常被视为傩事活动的掌坛神，同时充当拜祭祖师爷的角色。至于民间傩仪所礼诸神，从傩坛上张挂的《三清图》(道教的上清、玉清、太清)来看，所礼请的诸路神仙达300多位。由此可见，民间的巫术活动和道教结合十分密切，礼神，构成民间傩仪的主要内容。

　　宋代是傩文化向民间传播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地方志编篡建设的重要时期，加之文人笔记小说的记载，有关民间傩文化事象的资料渐渐多起来，如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记载：“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值万金。”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载：“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盖桂林人善制戏面，佳者一值万钱。”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广西地区往往一个傩坛的傩戏面具竟达800多面。可见，南宋时期广西也是傩文化传播的中心之一。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的元帝国，傩仪和傩戏还成了民间祭祀活动的专制。

　　元代统治中国近90年，由于蒙古族信仰萨满，宫廷中自然不再举行傩仪。元代以后建立的明王朝，在宫廷傩仪间隔90多年后，也没有再行恢复。傩仪从此便在宫廷中消失。清代，是北方满族建立的王朝，而满族信奉萨满。满族统治者为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加强满民族凝聚力，在清朝开国之初，就颁布诏令，搜集和整理民间的萨满仪式和萨满神辞，形成宫廷及王公大臣府第的日常祭祀，延续260多年，直到清代灭亡。与此同时，民间的萨满活动异常活跃，在它的仪式和所演唱的萨满神辞，产生变异和流失时，宫廷的萨满仪式和萨满神辞，又被民间所借用，这样就使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信仰保持一致。

　　至此，我们可用图表，示意表明中国傩文化的历史演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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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