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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俗学是研究历史上的民俗事象与民俗理论的学问，它包括民俗史与民俗学史两个部分。钟先生对此有具体的论述：民俗史是“对综合或者单项的民俗事象的历史的探究与叙述，包括通时的或断代的事象的探究与叙述。”根据民俗史研究的对象，钟先生提出了民俗史研究与现代民俗研究的不同方法，他说：民俗史侧重从文献中搜集资料，因此要对资料进行辨伪、考订，再用唯物史观对所描述出来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民俗史的编著主要采用历史考索和叙述的方法。民俗学史是“关于民俗事象的思想史、理论史，也包括搜集、记录、整理和运用它们的历史。”研究民俗学史的目的是了解民俗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了解前人在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工作，总结出民俗学发展的一般特性。钟先生没有特地指明研究民俗学史的方法，不过从他的思想精神看，大概与研究民俗史方法类似，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其次是从一般民俗理论原理出发，对历史上的个人与著述进行理论的分析与阐述（注：《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1990年整理成文，见《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
中国民俗学学科体系建设需要有历史民俗学参与，这是由于中国民俗学的性质与具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具体说来有三方面的学术依据：
第一，民俗学本来就是研究民间传承的学问，传承是一个时间过程，也就是历史过程，历史性是民俗文化自身的特性。我们在讲民俗学是“现在学”的时候，是就它现在形态来说的，但这种现存的形态是历史形成的。田野工作很重要，这是我们民俗学的看家本领之一，但并不是说民俗学者去田野了，民俗学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要真正解决田野中遇到的问题，一般来说离不开历史民俗学的眼光与民俗史知识的运用，否则就不大可能对民俗事象的形成变化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比如说今年正月元宵节期间我们一道去山西柳林作民俗调查，那里有正月十五出“盘子”的习俗，盘子是一种供神的神盘，呈楼阁状，虽然现在供奉的神灵佛道都有，但主要与天官信仰有关，求天官赐福是出神盘的主旨。因为在那里天官庙很多，祭祀天官就在上元节。问题是为何这里如此盛行天官崇拜，它跟地方历史文化传统、地方社会构成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不是单纯口头调查能够解决的，它更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的资料，来复原地方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况且民俗本身就是这样一门历史性很强的学问，所以从学科自身的性质看，民俗学学科体系需要有历史民俗学。
第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积累决定了历史民俗学在中国民俗学中的学科地位。中国的民俗学虽然是在“五四”之后正式出现，但它有一个漫长的“前史”过程。中国是重史的国度，历史记录完备，虽然较一般社会政治历史来说，民俗史资料相对薄弱，但由于中国向有“观风问俗”、“化民成俗”、“移风易俗”以及回忆旧俗的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常常成为记录与辑录的对象。文化人对民俗也较为敏感，自觉不自觉地记录、议论民俗，这样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虽然有的不那么纯粹），如《诗经·国风》、《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这些文献为我们进行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就为建立历史民俗学提供了便利。也有不少有关民俗的观点与评论，如《礼记》的部分论述等，也就是说，有民俗事象的记录史与民俗事象的理解史。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我们就有条件建立历史民俗学。当然，在研究中国历史民俗学中我们应注意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民俗史与民俗学史常常融合在一起，民俗的记录体例中体现了著者的民俗理解与观念，民俗的评论也离不开具体的民俗事象。如《风俗通义》等就是这样的古代民俗文献。拥有这样一份独特的文化财富，我们不去作专门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
第三，历史民俗学即民俗史、民俗学史的研究将为当代中国民俗学提供一些适用的学术概念，如谣俗，礼俗、风习，风土等，并且我们的“民俗”与folklore不尽一致，我们的民俗除了民众生活习性外，还有民欲的意义。在先秦语言中，“俗”与“欲”音义相通，这在《汉书·地理志》中有反映，俗的变化“随君上之情欲”。民众的精神欲求很早就受到关注，被归在民俗的范围之内。
从这三方面看，历史民俗学都有成立的必要，用钟老的话说：“中国有丰富的民俗历史文献，不进行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是说不过去的。”[1](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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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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