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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志刚]傣族神话研究回顾与“朝向当下”的傣族神话研究
  作者:霍志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1-12 | 点击数:6328
 

  2.泼水节神话研究

  泼水节是傣族的重要节日,在西双版纳地区被作为傣历新年。在《巴塔麻嘎捧尚罗》中有傣族泼水节起源的神话,七个女子用头发割下魔王的头,然后轮流抱着,每逢换人抱头时便用水泼洒。关于傣族泼水节研究的论著很多,而泼水节神话传说研究的文章数量有限,其中以安琪《傣族泼水节的神话与仪式研究》和屈永仙《傣—泰民族的泼水节起源神话及其祈雨本源》为代表。

  安琪将泼水节神话“视为特定社会情境之下民俗生活的结晶体”,“这一文化文本不只是对宇宙、自然、社会制度提供原型和起源性描述的一套诠释系统,同时也是一套地域性的民俗操作系统,与仪式践行相辅相成。在整体文化体系中,泼水节的节庆神话构成一个融合文本与情景的杂糅体”。作者依次讨论了傣族泼水节的神话表述、作为“换季仪式”的泼水节、作为“拔契仪式的泼水节”。该文旨在将泼水节神话还原到西双版纳农业生态系统运作之中,由此考察庆典仪式的原初意义与功能核心,以求解释“傣历新年”与“泼水相庆”之间为何形成一种必然的联系。安琪指出,时至今日,以求雨和拔除为主要功能的六月新年泼水仪式已经被附加了诸多后起涵义,它日渐成为一个习焉不察的民俗传统,其原初功能反倒隐而不现。

  屈永仙指出,傣—泰民族可分两大文化圈,一是信仰佛教的,另外是保持原始宗教的,只有信仰佛教的傣—泰民族才过泼水节。泼水节的起源神话在这些族群中大同小异,但是对于泼水节认识和定位不同,西双版纳傣族将泼水节视为新年,而德宏傣族不把泼水节视为新年。泼水节的起源故事寓含祈雨本源,泼水节的庆祝过程同样展示祈雨本质,无论“采花”还是“放高升”,都体现祈雨的目的。屈永仙认为,在西双版纳地区泼水节和芒非节两个节日融合在一起。泼水节本质上是服务于稻作农业生产的祈雨仪式,反映出人们征服干旱、火灾等自然力的朴素愿望。

  3.傣族葫芦神话研究

  葫芦是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常见的意象,或作为躲避洪水的工具,或从葫芦中诞生人类,或从葫芦中孕育出万物。对于葫芦的民俗文化内涵有诸多研究论著,还举行过相关研讨会。对于葫芦神话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在于葫芦孕育人类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为何选取这一物象来孕育人类或万物。傣族葫芦神话比较丰富,李子贤先生在《傣族葫芦神话溯源》一文中,借助民间文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等学科研究成果进行探讨。李子贤认为,“解放后被陆续发掘出来的傣族葫芦神话的各种异文,不仅较多地保留了原始形态,而且较清楚地显示出其发展演变的轮廓,为我们探讨我国各民族葫芦神话产生的社会历史渊源提供了历史线索。”作者通过梳理傣族葫芦神话得出结论,“各民族葫芦神话的核心或原始面貌,在于用葫芦来解释人类起源,即人从葫芦出”,“汉、傣等20余个民族葫芦神话在其内容上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说明各民族的葫芦神话确乎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异的过程。其顺序当是:人从葫芦出———人从葫芦出兼并洪水故事———人从葫芦出这一内容消失而完全变异为其他内容。傣族葫芦神话的各种异文,正好勾画出这一发展变异的线索”。李先生认为,“葫芦既是母体崇拜、祖灵崇拜的象征物,因此它无疑反映了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的崇高地位。”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为什么共同产生葫芦崇拜和葫芦神话?作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在民族起源上,上述各民族确有同源共祖的历史渊源;各民族之间源远流长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是形成各民族共同的葫芦神话的一个原因。

  (三)傣族神话审美研究

  傣族神话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一些学者从文学文本层面进行了分析,涉及到傣族神话的审美意识、艺术形象和思维特征等方面,多采用传统文学作品分析的方法。《浅谈傣族神话中的审美意识》一文从傣族的创世神话《英叭开天辟地》、图腾神话《象女儿》、射日神话、寨神勐神神话几个方面,对傣族神话审美意识进行分析,认为“英叭这个他们心目中祖先神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傣族先民按照自己形象创造出来的,并用英叭利用物质开天辟地的英勇形象来赞美和歌颂傣族先民勇于战胜自然的伟大壮举,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美好愿望”。李蓓认为,“从上述几个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神话所蕴含的审美意识不是凭空的想象,无论物质生产美、图腾崇拜美、战胜自然的英雄形象美还是为保村寨舍身就义的崇高美,它们的产生与出现都是与先民们的实际生活相连的,可以说是相互的依托。”

  赵秀兰在《生态和谐:花腰傣神话〈南朋冬〉的审美理想》一文中,采用生态美学的理论分析了傣族神话《南朋冬》,认为“通过描述人类形象的蜕变、神的生态调节机制功能的发挥以及滔天洪水的爆发,神话深化了构建和谐生态的主题,并以此彰显了生态和谐的审美理想”。“根据《南朋东》的构思,健全的生态结构取决于其内部生态关系的平衡性与和谐性。神话借助神力,通过洪水来颠覆不和谐的世界,重塑人类,重建和谐世界,高扬起了人类生态和谐的审美理想之帆。”

  黄冬依《论傣族神话中的女神形象》一文提炼出神话中女神的创世形象、始祖形象,婚姻女神及智慧女神,分析作为这种形象产生的原因及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具体的体现。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有:母系氏族的社会制度、女性主导的农耕文明、赋予女性的图腾文化。女性形象的具体社会表现有习俗、家庭地位、社会形象。

  冯寿轩在《傣族神话在叙事诗中的创新》中提出,傣族叙事诗由于是在继承神话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来的,因而呈现出浓厚的浪漫色彩,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叙事诗中的典型形象大多是天神赐予的,或者是天神、星星直接下凡,其中尤以星星下凡为多;二是叙事诗主人公虽是凡生,但一生中总是得到仙人、天神、龙王等支持,战胜对手;三是叙事诗中的英雄人物还常常获得神弓、宝刀等灵物的协助;四是叙事诗中的典型形象大多学会了法术、咒语;五是傣族诗中的神话色彩始终贯穿于整个叙事诗的发展进程中。作者所说的“神话”范围过于宽泛,包括了民间神奇故事等,将叙事诗中神奇幻想的成分都认为是傣族神话的延伸,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高徽南在《傣族神话的思维特征》一文中认为,傣族原始宗教活动为神话的产生提供了素材,原始宗教的发展促进了神话的产生。他概括出傣族神话的思维特征有具象性、类比性、我向性、隐喻性、怪诞性。这些思维特征不仅在傣族神话中有所体现,似乎也可以用于其他民族的神话,因此并没有凸显傣族神话思维的特质。

  《从创世史诗看彝族傣族审美追求的异同》一文以创世史诗为切入点,比较分析了傣族和彝族审美追求的异同,认为二者都体现出勤劳、善良、智慧、团结的审美共性。由于傣族、彝族生存环境不同,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审美个性,彝族多表现出征服自然的斗争美和阳刚美,傣族则体现为依赖自然的和谐美与吉祥美。

  (四)傣族神话演述人和演述语境研究

  对于这些神话史诗的田野调查研究是以往傣族神话研究中较为薄弱的。近年来,屈永仙、李斯颖等深入到傣族地区开展田野作业,开始关注神话演述的语境和传承人。

  屈永仙在《傣族史诗的演述人与演述语境》一文中分析了傣族史诗的演述特点。首先,我国傣族散居于不同地域,形成了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大方言区,对应形成了不同的史诗演述传统;其次,西双版纳史诗演述有二元传承模式,既有民间歌手的口头演述,也有手持文本复诵的方式;再次,德宏地区的史诗演述是以手持文本的复诵模式进行;最后,傣族民众有着供奉佛经以求功德的传统习俗。西双版纳史诗演述人群有歌手章哈、信徒首领波占和康朗,演述语境有上新房仪式、婚礼、祭寨神等仪式;德宏演述人是贺鲁、其他信徒、摩整等,演述语境有上新房仪式、婚礼、葬礼和傣剧语境。屈永仙《傣族“进新房”仪式及其口头诗歌演述》一文,分析了西双版纳、德宏两地进新房仪式过程和口头诗歌演述活动,又比较分析了二者的异同。这是基于扎实田野作业基础上的傣族文化比较研究。

  李斯颖《德宏傣族族源神话的多元叙事与文化记忆》一文首先指出,德宏傣族族源神话的多元叙事主要有天神生人、弟兄民族祖先、葫芦生人、混鲁与混赖等;又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出发,探索德宏傣族族源神话传承现状,对其仪式与文字文本演述并行、傣文与汉文叙事共存的现象进行探究,解读傣族文化记忆塑造过程中多重认同标准并存与角力关系。作者认为,作为特殊文化记忆的族源神话,受到佛教文化、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基因与地域色彩;它们发挥着凝聚德宏傣族集体意识、传授传统历史文化知识的作用,强调地方资源的分配与多个民族“和而不同”,建构了对应的地方知识体系;族源神话叙事是德宏傣族人民整合历史、自我调适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记忆。该文引用了丰富的傣族神话田野资料,对文化记忆理论做了尝试性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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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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