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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亲情烘托年味
麻顺福是松桃县这个苗族聚居区一个普通的苗族老人，和老伴育有1子4女，小儿子已经在贵阳工作、成家。今年过年，老麻不仅杀了过年猪，还泡好了豆子，准备做苗家特色的豆腐。为了给他5岁多的孙子补身子，他特意准备了一只4斤多重的大公鸡。
太阳越升越高，村里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陆续提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老麻的几个女儿带着孩子上门来帮忙，扫地、杀鸡、切肉。他一边推磨，一边和老伴推算儿子一家人回来的时间。下午2时许，儿子、儿媳带着孩子终于出现在村头。看着走在前面的蹦蹦跳跳的孙子，老麻和老伴脸上的笑容嵌进了皱纹里。
“子女们都在外面找生活，只有过年才难得回来。往年他们不能回来的时候都打电话，现在我们两老都有手机了，联系起来很方便。”老麻说。
说起苗寨过年的习俗，老麻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祖传的“拔队”传承人。“拔队”是苗族傩戏的一个分支。傩是中国远古时期先民们进行的一种驱疫逐邪的巫术活动。老麻年轻的时候，村里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来请他帮助家里驱凶纳吉。“现在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啰，很少有人来找我了。”老麻说，儿子对“拔队”不感兴趣，他很担心这门手艺会失传。
2月1日(农历丁酉年正月初五)，留在北京过年的徐楠带着父母去逛庙会。1978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后来到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工作至今。这些年，每到过年时他都将父母接来北京团圆。
说起年味儿，徐楠直言“人情味不如以前那么浓”。“我小时候住在哈尔滨工厂区的家属楼里，平时邻里之间交流很多。我爸妈初一早上6点起来，楼上楼下拜年就得拜一上午。正月里走亲访友也很多。”徐楠说，迁居北京后，都市生活增加了家人和亲戚间的隔阂感，跟邻居也只是点头之交。“春节是沟通亲情的好机会。”徐楠说，他还准备带父母和家人出去泡泡温泉。
“中国年的核心就是关于家的文化。”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晓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论语·为政》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春节期间亲人们短暂的相聚，正是民俗学意义上的一个时间的过渡仪式，让人们在与亲人的重聚中，找回过去，找到家的温暖。
年味因时代而变化
贴春联、祭祖先、吃年夜饭、发压岁钱、放鞭炮、相互拜年，这些都是春节的传统民俗，也是人们心中默认的“年味儿”的重要标配。然而，随着中国社会逐渐由传统的乡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很多民俗正在消失，或被更现代化的方式取代。
麻顺福对年味儿最大的感受是年夜饭的不断丰富。他至今仍记得自己4岁(1958年)过年时只能吃几根红薯。“文革”期间，过年时，他家分到两斤肉的指标，“但肉很难拿到手，大家都跟在大队屠户的后面等着，有时候一跟就是一天”。上世纪80年代实行包产到户后，他家终于有了自己种的粮食，“那时候人都饿怕了，种的粮食要人去守夜，生怕被人偷了，过年没的吃”。如今，老麻家的谷子堆成山，他还养了几十只鸡，“现在过年吃的东西和平时差不多”。
时代在变，中国人对年味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这30多年来，中国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相对来说，像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就显得没那么突出和重要了。”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文化部中华传统技艺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宋颖博士对年味儿有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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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6日第05版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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