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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历史学即史料学:关于后现代史学的反思
  作者:赵世瑜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24 | 点击数:14176
 


  “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些话,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名言,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

  傅斯年的主张,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这种主张及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史学实践,都被论者归诸实证史学或“史料派”,而与“史论派”相对[2]。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反对历史进步论和所谓“大叙事”,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研究对象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3]。他也提到了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的主张,在后者这里,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史料同样是历史写作的结果,也是文本,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在写作时不断引证史料,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因此,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

  要更好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可以以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后设历史学》(也译为《元历史学》)中的著名例子为代表[4]。他通过分析18到19世纪的4个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4个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作品,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他们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

  他认为历史写作经历了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原始的素材、碎片或者资料;第二个过程是编年史,编年史没有逻辑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说编年史的编写者从哪儿开始写,那么历史就从哪儿开始;他在哪儿搁笔,他什么时候搁笔,那么历史就在哪个地方结束。比如孔子做《春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是编年史,他们所选择的开始的年份只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历史的开端,而结束的那年的时候是他们心目当中历史的终结。人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第三个过程,叫做“带故事性的历史”[5]。

  因此,即便是并非由语言(文字)构成的史料,比如各种历史遗存的实物,也要进入历史写作的这样三个程序。怀特认为,“为了使资料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历史学家使用的唯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的技巧”[6]。譬如,一块甲骨片及其上面刻写的文字,只有在进入殷商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者的历史书写之后,才会产生特定的意义,而在此之前,在当地农民和药商眼里,它只是一块“龙骨”;在古董商眼里,则是一件古董。这些甲骨文作为史料被历史学家编织成一个富有特定意义的文本,与作为历史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之间都产生了差异。

  但正如佩雷兹·扎戈林(Perez Zagorin)指出的,在历史学家中,有些对后现代主义的入侵表示警惕,认为它是一种新型的虚无主义,或表示捍卫理性;有些则支持后现代主义主张,认为它对影响史学实践的历史本质提出了新鲜的洞见;还有些人对后现代主张表示尊重和同情,但对其极端的看法并不苟同;更有些人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认为史学还是在某些方面从中受惠。他承认,在妇女研究、社会史、文化思想史等领域,一些学者接受了后现代的语言和话语概念,但绝大多数研究妇女、少数民族、各种边缘群体的史学家是受后现代主义的启发。“到目前,似乎可以公正地说,后现代主义是职业历史学家中的少数现象,多数人并不愿意接受其历史观,因为他们发现,它与自己对历史探究的个人理解和经历大相径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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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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