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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与南： 兄弟阋墙
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过一种对人类学学科的“史前史”的有趣论述———对他而言，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包括对人类进行民族志的、民族学的和理论的研究：在欧洲特别是德国，对民族志的民族学综合是由传播论者对历史和地理的需要这一出发点而决定的，在别的地方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它们却“滑向其他学科———社会学”。①然而在欧洲，当代人类学的基本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国别流派”，德国、法国、英国，它们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都占据一席之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不仅建立了社会学，民族学也已经被介绍进来。当吴文藻在燕京推动社会学的时候，民族学刚建立并开始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好几所大学建立了民族学系和人类学博物馆； 1928年新成立不久的中研院也建立了民族学研究部门； 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到1936年有了自己的杂志《民族学研究集刊》。②
可以说，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以及围绕中研院的一些大学教授构成了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对抗。在中国人类学史上，他们被统称为“南派”，与之构成二元对立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即“北派”。③
在这二分背后的政治及经济“秘密”是燕京社会学家主要从国外资源获得经济和制度的支持（如洛克菲勒基金会），④史语所的研究与机构建设全由国民政府支持。⑤我们既不应低估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应该对不同来源的支持力量对这两大流派的影响视而不见：从长时段田野工作中获得对中国乡村“小型区域”的深刻的民族志知识势必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所高度重视；但是对国民政府来说，这种小型区域的民族志则有些无聊，它需要的是一幅民族历史的更大图景。再者，这种背景的差异，社会学与民族学成为两个对立的学科，为了在一个同时在西化和中国化的时代脱颖而出而竞争，它们都渴望成为必需的。
如果这解释还不够贴近人类学知识-权力的复杂性，还应该强调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最初几年，中国民族学相当不同于社会学。弗里德曼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化人类学的困境：它对局限于研究碎片、乡村社区或“小型区域”的过多强调是由它对总体性的社会学追求所导致。那么中研院的民族学是否提供了对此问题的解决方式？不一定。这种关涉族群边界、文化间关系和宏观区域的民族学想要穿越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界线，但是它在中研院的结果是作为一个广泛的碎片集合帮助中国知识分子重建了一个整体———在这里即是古代中国文明。
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南派与北派都深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英美与欧陆传统。在双方学者的研究中，都关注诸多“超民族进程”，但这些进程或者被视为来自现代工业世界的“外部影响”（如费孝通在他的《江村经济》中所书），或者被当作丰富中国文化的“内部的相对差异”（例如傅斯年、李济和凌纯声的研究）。在对晚清中国文化意识的延续和早期民主共和国建构这样一种情境下，民族学研究沿着两个方向继续展开，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和历史研究，后者称之为“中国民族史”。这部分的研究可以以王桐龄及吕思勉的同名著作《中国民族史》为代表。
从1928~1937年间，燕京大学和中研院成为中国两个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中心（诚然在中国南方还有别的中心，如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在这一时期，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或多或少与这两派有关。与英美世界关联的燕京学派比较先进，吸引了不少学人，包括吴文藻的学生们，如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和瞿同祖等。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主要的几个中心全部迁到西南。燕京、清华和南开大学从北平迁至昆明并成立西南联大。吴文藻在昆明创建了一个社会学系。傅斯年最终把他的史语所迁到了一个长江边上繁荣的四川小镇李庄。吴泽霖和他的社会学系从上海迁至贵阳。不知为何，杨昆留在北平燕京大学未迁走的系部中，后来又转入了辅仁大学。
1938年费孝通回国继续做“社区研究”并增加了一个“类型比较”的新视角，寻找对传统中国存在不同类型的乡村全都需要进行现代化的建议。但是费孝通的研究（不久后以英文发表的Earthbound China, 1951）和几位在他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的研究者做出了几项在英语学术界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例如许良光的《祖荫下》（1948）。①
费孝通和他的团队在当时大概是个例外，因为其他的学术团体都加入到所谓的“边政学”中。当国民政府总部设立在中国东部之时，它并没有对边政问题投入太多关注。在战争期间政治和文化中心暂时转移到西南，而那里民族多样性和边疆问题成为中心。有关民族多样性和不同文化间关系的民族学知识成为国民政府的迫切需要。它给这方面研究提供了大量拨款，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联手。民族学家继续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做的此类研究。吴文藻和吴泽霖以及他们的许多社会学追随者“转型”成民族学式的社会学家。例如林耀华，曾以他的福建农村研究闻名，加入了李安宅所在的成都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他们共同推动对这门学科的改革。像燕京大学一样，华西大学是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教会所创办。战前这里有一群具有教会背景的外国人类学家，包括戴谦和（DanielDye）、陶然士（Thomas Torrance）和叶长青（JamesHuston Edgar）等，将动物学、植物研究和民族学联合在一起，已经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模式。1914年，他们在这所学校创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并且早在1922年奠定了华西边疆社会研究的基础。从那时开始直至中国人类学家到来之前，一位重要的转折性人物是葛维汉（David Graham），他最初在燕京大学工作，后来被聘为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反对戴谦和、陶然士和叶长青的传播论。同时他将博物馆的动物学、植物学和地理学部分清除出去，使这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转变成一个民族学和考古学博物馆。②李安宅到华西大学以后开始对它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模式进行社会学化。不过在此之前李安宅曾在西藏做田野，他的社会学中有民族学的成分并且相当不同于“社区研究”。1941年林耀华加入李安宅并继续“西行”之路，到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③
在西南中国和中国历史上，对土司和地方头人的研究常被强调。土司制度是元代和明代基于帝国的智慧发明的一种“间接统治”，在清初之时已被官方认为不合时宜。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西南中国的许多地方，这套制度依旧在现实中运行，土司和地方头人依旧在当地社会发挥他们强有力的影响。如何使这种间接统治转变成一种国家的直接统治？民族学家诸如凌纯声，社会学家诸如吴文藻，社会人类学家诸如林耀华等，都自觉有责任提供答案。④
民族学家和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家变成兄弟反目。他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别。然而中研院的民族学家在其关于民族与边疆问题的论述中更倾向于主张中央集权，民族学化的社会学家因受到英美“间接统治”（自马林诺夫斯基）的理想模式和文化相对论（自博厄斯）的影响，对科层权威的中间形态要宽容得多。在战时，这两种“学派”都有机会在政治上表达它们自己。1939年2月13日，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⑤很快这篇文章便在多家报纸转载，包括《中央日报》、 《大公报》、《西京平报》以及各省日报。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自强作出贡献。他反对任何有关“民族”概念在中国的扩张，认为在日本侵略的艰难时刻，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历史和目前形势应该被重新概念化。知识分子应该勇于接受这一“事实”：中国很早以前便是一个整体。他们应抛弃这样一种错误定义：即中华民族是由五个或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相反应该接受“眼前的事实”———中国更适宜理解为仅有3个文化群体即汉人、穆斯林和藏人的一个整体，并且通过研究和实践减少他们或者边境部落之间的差异。
顾颉刚的文章发表以后，很快傅斯年和费孝通也表达自己的看法。傅斯年和一些学者积极支持顾颉刚，而费孝通及其朋友对顾颉刚的政治呼吁表示谨慎。在战争时期，居住在西南“边疆”的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坚持“中国民族只有一个”，而另一方仍旧试图接受中国民族的多样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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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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