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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谁来决定我们是谁(下)
——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三把钥匙
  作者:姚大力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6-12 | 点击数:9438
 


谁都可以任情想象,
但难道任何人的想象都可以在一个大型人群中
激发出为大众所认可的集体意识来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共同血统观念的形成

  在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两把钥匙中,分子人类学是一门纯粹自然科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其中包括审音勘同的方法)则是基本移用自然科学方式来研究人类语言现象的学科,也具有很强的自然科学性质。那么,它们能够为民族、族裔集团的界定划分提供某种纯粹自然科学性质的、完全客观的,因而也最权威的标准或依据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够。所以,在观察究竟是谁在决定我们是谁的问题时,还需要第三把钥匙,就是民族社会学。为什么?我想先很简单地讲三点。

  第一点,对民族或者族裔集团的界定,其实含有被界定主体强烈的主观意识成分在内。该人群之外的任何人,无论多有办法和技巧,也不能做到完全脱离被界定者的主观身份意识,根据这样那样的其他“客观”尺度,包括该人群的集体遗传信息或其语言特征,纯粹外在地去决定、并且标示出他们是谁。换言之,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谁,对我们这个人群的界定具有非常重要、无可替代的意义,是催发其本身生长发育的最关键酵素。民族或者族裔群体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主观界定性质的人群划分范畴,它原本就不是以分子人类学的隐性特征来区划的。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划分这样的人群时,他们根本还不知道有什么分子人类学,他们从没想到过要通过检验其群体成员的DNA来确定其能否被该群体接纳。而刚刚说到的那些科学尺度,则可以完全不管被考察者本身的主观意志如何,全凭从外部进行的实验所获得的结果,事实是什么样就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像这样历史地形成的人们共同体既然靠着该人群主观上的集体意识团聚而成,我们还怎么可能将这种主观意识“还原”或转换成别的什么更“客观”、更“科学”的界定尺度?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认为也许可以如此行事,往往与他们把民族或族裔共同体自身有关其出自共同血统这样的观念,当作一种客观可证的事实来看待的误解有关。这就是我想讲的第二点。

  民族或者族裔群体经常被他们自己以及群体之外的人们看作是具有共同血统的人群。宣称我们属于同一民族,通常意味着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并且一代接着一代地传承着某种共同的血脉。在这里,对作为一种观念的共同血统与事实上的共同血统之间作出区分是十分重要的。存在于民族或族裔群体内的共同血统观念,具有隐喻的性质,它好像不证自明,事实上却不可能予以证明。人们经常在做的,不过是把某些人群所拥有的某些可以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显著的共同文化特征,当作就是他们源出于共同血统的“证据”而已。但我们知道,文化是可以改变、也可以被转移传播的。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都同意,民族或族群是“想象的共同体”。共同血统观念,就是构成这种“想象”的核心成分。像这样具有“想象”性质的共同血统观念,与人们希望通过DNA来求证的事实上的共同血统,当然是两回事!

  它们之所以是两回事,恰恰因为在诸多的“想象共同体”之间,从最初开始就发生着无数错综复杂的血统上的交流,因而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由纯粹共同血统构成的人群,即使不是从来就未曾存在过,也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了。所有的民族都是所谓混合人群,都已变成“杂种”。哪有一个纯种的民族呢?没有。据统计可知,在汉族人口里,携带着三个显示汉族特异性的单倍型(O3-M122、O3-M134、O3-002611)的人口比例,约占到全部汉族人口的54%。这就是说,在每一百个汉族个体之中,有四十六个人事实上并不携带具有汉族特异性的单倍型;亦即作为人类个体,由Y染色体DNA的证据,根本无法确认他们究竟是否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

  第三点,分子人类学不但事实上以既定的人群界定作为划分其考察对象时的前提范畴,通过采样、检测和分析去追寻它们在群体遗传结构上的某些特殊性,而且也只有当它以历史地存在着的那些人群分类范畴作为前提,去展现这些人群实体在各自兴亡存灭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分化、合并、中断、存续的复杂面貌时,它才拥有足以说明问题的解释效力。举例来说,匈奴民族在历史上的消失,当然不是这个人群的全部个体都已被斩尽杀绝、不再存活于世的结果。其实他们不过是不再作为“匈奴”这样一个人群共同体而存在,人们因而便也取消了“匈奴人”这样一个曾经流行数百年之久的分类范畴而已。匈奴的后裔们继续生活在后来的许多被标识为其他名称的人群里,变成这些不同人群之内的新成员。分子人类学的任务,是在对不同人们共同体的分类范畴发生转换的过程里,去追踪这些匈奴后裔们各自的去向;由此,它可以告诉我们匈奴与匈奴之后的鲜卑、柔然、突厥等人群具有何种形式、何等程度的承继关系。但它不应该、也绝不会自作聪明地想把早已分散到后世不同人群之内的匈奴后裔们都寻找出来,重新凑集一个早已消失的“匈奴”民族,把它强加给后匈奴时代的历史。

  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分子人类学的证据和结论,并不指向如何按纯粹血统(真实意义的血统)属性来划分人类,而恰恰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其真实的遗传结构所具有的复杂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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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04-03 02:10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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